最高检副检察长朱孝清8日在《检察日报》撰文表示，发现领导的决定可能产生冤假错案的，要向上级甚至越级报告，以防悲剧的酿成。有媒体称，这是近期最高法有关负责人多次就冤假错案表态后，最高检有关负责人首次表态。
事实上，“两高”负责人就防范冤假错案的表态一直都有。只是近期多起冤狱的昭雪备受舆论关注，而使得“两高”有关负责人就冤假错案的公开论述引发了更多关注。当然，当这些内容与民众的期待产生了契合时，被聚焦是自然而然的。
比如，朱孝清在文章中提醒：最近披露的几起冤假错案虽然都是若干年前办理的……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目前没有发现不等于客观上肯定没有，现在没有发现不等于今后不会发生。因此，确保办案质量，坚守防止冤假错案底线，是每一个执法办案人员终生的追求和重大的责任。同时，文章还明确提出了办案人员应“坚守”的底线，那就是：要坚决守住自己把守的关口，不能自己不守而寄希望于后面的环节去守；要着力发现并坚决排除非法证据；要严防死守，敢于依法发表并坚持正确意见。
这段论述的针对性在于，每一个刑事个案，从立案到落判，都要经历一系列的司法程序，至少涉及两位数以上的经办人。而往往只要在一个环节上，执法人员或司法人员把住法律的关口，冤假错案就能有效避免。这样的司法理想应该说只是“底线要求”。从披露的一些典型冤狱案来看，几乎都有领导的高压、外来的干扰，以及执法办案人员对领导要求的照单执行。从“县官不如现管”的潜规则来看，下级要抗拒领导的决定，似乎很难。更多时候，唯唯诺诺、揣摩上意并确保谨慎发言成了下级最“安全”的选择。
但这种“安全”未必是长久的“安全”。如果面对可能产生冤假错案的决定，甚至严重违背法律规定的决定也听之任之，执行了事，最终导致司法不公，其责任仍要由承办人来承担。一句“领导定的”并不能使具体承办人免责。
高度行政化的司法领导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司法应有的规律。但当下面临的问题是，司法体制改革还在循序渐进，无法一步到位。而防冤纠错却等不起，任何时候，司法都要以公正为价值依归。防冤纠错绝不能等到司法体制改革成熟了以后再来进行。因此，才有了对执法办案人员的“底线要求”：发现领导的决定可能产生冤假错案的，要向上级甚至越级报告，以防悲剧的酿成。
通过上级甚至越级介入，在当下的司法生态中，对于遏制“司法地方化”无疑是最具可操作性的办法。但这种依赖于人，而非依赖于制度的防冤措施，又成了另一种“行政化”。因而它注定是过渡性的。终极解决之道还在于通过“去行政化”改革，让司法真正还原为司法。不论是司法公正，还是司法公信，都亟待一套科学且有效的运行体制来保障实现。（王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