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8日，上海检察院门户网站挂出消息，称上海司法机关已组织专门力量，对“梅吉祥、梅吉杨案”的历次复查情况进行梳理，并将依法就相关问题做进一步核查。（《京华时报》4月9日）
尽管“梅吉祥、梅吉杨案”再次启动复查，离最终纠正此案，只是万里长征迈出第一步，但已经是殊为难能可贵。而此案重新复查的主要推动者，是上海退休高级检察官刘炳华。他罗列出案卷中提及的所有名字，几乎投入了全部节假日的时间，奔走7年找到了能找到的所有证人，汇集的五十多个文件夹叠起来有3米多高。令人关注的是，他在体制内历经了几乎所有的渠道均无效的情形下，鼓起勇气向媒体披露此案冤情，才让案件有了一线转机。
而此前浙江“张辉、张高平冤案”的平反，其幕后的主要推手是新疆石河子市驻监检察官张飚。他一度因为牵挂张氏叔侄案，而夜不能寐。为了探查真相，他甚至前往杭州重走张氏叔侄案发当晚走过的线路。而在2005年，河南省胥敬祥冤案的平反，同样是检察官蒋汉生所推动，从1998年至2001年，检察官辗转河南、山东、山西几省，奔波千里，为此案的平反搜集了大量的证据。
这些主持正义的检察官无疑值得人们敬重。他们是勇敢的，因为他们不迷信已有的公、检、法作出的定论，在没有“真凶出现”、“被害人生还”等情形下，敢于对案件提出质疑；他们是忠诚于法律的，为了调查一个冤案，他们往往一投入就是几年甚至七、八年时间，不但经常占用业余时间，甚至在退休后仍然坚持调查；他们是无所畏惧的，纠正一个冤案，往往就是挑战了一个群体，当年办案的公检法都可能因此承担责任，特别是他们还要得罪同行，因为一个冤案的形成，也离不开检察官的公诉。
这些检察官令人钦佩，他们的作为，体现了自身的职责所在。作为国家法律监督者的检察官，不但负有查缉犯罪，代表国家提起公诉，打击犯罪的职责，更负有“客观公正义务”。这种客观公正义务就是指检察官要站在中立的立场，公平、公正地对待每一个公民，既要打击罪犯，又要保障每个公民的人权，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的合法权利，对于公民受到的冤情，有义务帮助纠正。如果检察官一味地追求打击犯罪，面对侵犯公民合法权利的行为，特别是公权力侵犯犯罪嫌疑人合法权利的行为于不顾，那么，他就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不是一位称职的检察官。
今天，我们尤其要呼吁检察官们在纠正错案、冤案上冲锋陷阵，帮助那些受冤的公民。因为，尽管当事人本人、律师也会不停地申诉，但是，他们的申诉声音太小、资源太少，如同佘祥林、赵作海案件一样，他们申诉的成功往往依赖于“真凶出现”、“被害人生还”等小概率的案件，甚至是连“真凶出现”也难以纠正案件。而检察官本身负有纠正冤案的义务，又依托于检察机关的资源，他们主动去纠错，将更有能力发掘证据，发出更大的声音，从而让更多的受冤的公民看到希望。
当然，要让检察官们都能像刘炳华、张飚、蒋汉生他们一样，锲而不舍地纠正错案，一是要呼吁检察官们都能遵循职业道德，履行“客观公正”的义务，要具有道德勇气和做人的良心，忠诚于宪法和法律；二是在司法体制上要有改革，要让检察官不受权力的控制和干扰，保证他们能自主地履行职责。检察官愿意而且能积极有效地纠正冤错案，我们的法治建设才会有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