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改委就业和分配司副司长刘浩近日公开表示，种种事例显示，过去的决定、规划、法律等“顶层设计”都对收入分配具有正面作用，但至今未能很好实现。依靠顶层设计去推进改革，行不行？这值得深入思考。目前，许多部门、地方在收入分配改革方面也积极主动进行了一些尝试，一味等待顶层设计则可能错过改革时机。（11月25日《晶报》）
十八大提出居民收入倍增目标，让不少人兴奋不已，并热切期待即将出台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能对实现这一目标提出更为具体的方法路径。但是，刘浩的表态却让公众对于即将出台的总体方案打上一个问号。制定总体方案的牵头单位是国家发改委，具体操作者就是就业和分配司。有了这样的现实背景，公众就难免对即将出台的总体方案多几分猜测。
撇开立场、感情因素不论，仅就事论事，“不能一味等待顶层设计”的言论，虽然让人有些失望，却是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一大尴尬。当下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对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再怎么拔高都不为过。不过，正因为此项改革的重要性，以及其涉及利益调整的深度和难度，决定了在国家层面出台的总体方案，必然是与既得利益群体博弈的产物，可能会因为原则性强而与百姓的期待有距离。
从这个意义上讲，有必要对刘浩的这番言论进行同情式解读，即不管牵头起草总体方案的是发改委还是其他部门，其结果都有可能因为需要统筹考虑各方利益而变得过于原则，不可能看起来非常具体实在和“特别解渴”。应该说，这不仅仅是分配改革面临的最大问题，也是当下所有进入攻坚阶段改革所面临的共性问题。
换个角度看，“不能一味等待顶层设计”确有一定道理，因为任何改革都不可能在理想的真空状态下推进，既不存在一个绝对超然世外、客观中立的“顶层设计者”，也不可能只要做出一个“顶层设计”就能解决所有的现实问题。也就是说，再好的“顶层设计”也不能包罗万象、事无巨细，还需要一个个更为具体、更具可操作性的“中层设计”、“底层设计”作为支撑。
没有具体的“底层设计”作为支撑，再美好的“顶层设计”都可能面临无法落实的尴尬。以刘浩所举的遭遇尴尬的反垄断法和党的十七大提出的“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等“顶层设计”为例。之所以这些美好的“顶层设计”遭遇不尽如人意的实施效果，不是“顶层设计”本身出现了问题，而是好的“顶层设计”没有更为具体的配套措施作为支撑，使得“顶层设计”只能浮在“顶层”。
显然，只有把“顶层设计”的目标不断细化，提出更多更具可操作性的实施办法，“顶层设计”才是值得期待的理想。事实上，在收入分配体制改革问题方面，“顶层设计”的目标已经很多。如果说十八大提出的“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居民收入倍增”是关于收入分配的最高“顶层设计”，那么我们希望未来的“次顶层设计”能够更为具体明确，以此类推。也只有当改革从“顶层设计”到“底层设计”如多米诺骨牌一样渐次具体下去，“不能一味等待顶层设计”才不会被诟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