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央财政为彝良县拨付地震救灾和恢复重建资金10.5亿元。云南省发改委还向国家发改委申请增加40万大箱卷烟生产指标，可为地方增加6亿多元税收，将全部用于灾后重建。（9月11日《重庆晨报》）
作为全国重要烟草产区，要求增加卷烟生产指标，甚至可以被称为充分利用地方资源来谋求灾区重建的典范。但从舆论呈现出的普遍反感来看，云南发改委的要求让人读出了以灾难要挟扩大烟草生产的意味。灾难面前，一切善心都容不下任何可能的算计和杂念，这种方法确实有违救灾伦理。
从一些灾难的救援和恢复重建的案例来看，在需要大量资金救灾的另一面，重建所需的大量物资和建设行为，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经济发展，甚至产生一种“灾难经济”。但这种现象非事前的刻意安排，云南以增加税收为目的提高烟草生产指标，显然难以称得上“灾难经济”，因为烟草并非属于恢复重建的相关产业。如此带有强烈功利化色彩的要求，只能让舆论平添“发灾难财”的想象。
在控烟成为大趋势的当下，以救灾的名义增加卷烟生产指标，无疑与控烟的国家目标相悖逆。扩大40万箱卷烟生产指标，如何能充分实现经济效益，并具体用到灾后重建之中，仍是一个无法百分之百保障的承诺。
政府在灾难面前的公共救济，当不存在任何条件式的交换，确保救灾和灾后重建的进行是政府公共职责的起码要求。眼下云南也绝没有到非得要靠增加烟草税收来确保灾后重建的地步。
灾难面前，考验的也不仅仅是政府的救济能力，而更体现为一种对于行政伦理和救济伦理的检验，救济行为的任何偏差都可能造成更大的“二次伤害”：灾难当前，提出烟草增产计划，虽然名义上是为救灾，但对于灾民和公众而言，却充满了太多的功利性算计。随之衍生的疑问是：公共救济是否真正在穷尽一切力量来谋求救灾的效率？
经历颇多的灾难之后，我们确实还要上一堂灾难伦理课。种种不应该出现的“次生灾难”，都在呼唤纯正的救灾善意与纯粹基于行政伦理和职责道义的公共救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