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租车司机不系安全带，要登报写检查；营运过程中抽烟，要写检查；滞站揽客，也要写检查；座套脏了被查处，同样要写检查；企业对国家统计法规学习不够，未按时年审统计登记证，要登报写检查；对贵阳市劳动监察保护条例学习不够，未按时参加年审，还是要写检查……贵阳某晚报每隔一两天就会刊登相近内容的检查或道歉信。9月11日，贵阳市有关方面表示，今后出租车违法将不采取这种方式。（见9月12日《北京青年报》）
该如何评价登报检查这种做法？首先，这种特殊的处罚手段，杀伤力很强：一方面，报纸是公共媒体，登报检查意味着将自己的歉意呈现在公众面前，让自己违法违规的事实成为公开的信息；另一方面，登报检查需要支付一定的费用，在一个小地方，600元的“广告费”也足以让很多违法违规者感到“肉疼”。所以，可以确定的是，这样的处罚方式将会让很多被处罚者产生悔意。毕竟在现实生活中，不在乎钱也不在乎个人荣誉的人是少数。
其次，这种特殊的处罚手段，会让很多人受益。作出处罚的部门可以受益，他们的执法内容得到了丰富；刊登道歉的媒体可以受益，他们的版面卖出了一个好价钱，他们有了一个稳定的而且不会讨价还价的“广告客户”。公众似乎也可以受益，知情权得到了最大的保证。当然，被处罚者也可以受益，因为他们多了一个自我反思的机会。
但是，这个特殊的处罚手段也存在硬伤，没有法律的授权。法律在规范社会生活的同时，又在保护着个体的权利。对于公民个体而言，法无禁止的东西皆可行；而对于对执法者而言，法无授权则不可行，如果法律没有赋予相应的执法权，没有规定相应的处罚内容，则执法者不能自由添加，不能随意发挥，执法需要的是规范、是刚性。
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问题，是执法过程中必须遵守的底线。因为，如果没有这两个坚持，则公众的权利就可能受到损害，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平衡就无法得到保证。比如，法律没有禁止的东西，执法者却不允许去做，则人们的行为将受到更多制约，人们的个体空间将受到挤压。如果法律没有授权的东西，执法者却冒失地去做了，则公众又可能遭受到额外的处罚，他们的正当权益也可能受到损害。
一个带有尝试的登报检查之所以引起公众的争议，是因为公众担心，法无授权的处罚可以随意作出，就会突破法治的底线。一旦这样的底线被突破，人们就有理由担心，其它的法无授权的做法是否会出台，影响更大、更坏的结果会不会产生？很多时候，边界一旦模糊，什么问题就都有可能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