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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初“姓社姓资”问题的突破，大大解放了思想，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扫清了障碍；今天，在特别需要鼓励创新创业、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时候，如果能摘掉企业“所有制标签”，消除“所有制鸿沟”，突破“姓国姓民”的桎梏，将是生产力的又一次解放。
1．正确认识“国有经济有进有退”
不能误解为“国有企业有进有退”，国企改革的主导方面应转向使国有资产“资本化”
国有企业做强做大与国有资本布局调整，这是改革发展都必须进行的两件大事。在谈到“国有经济有进有退”时，往往将其误解为“国有企业有进有退”。国企高管对此十分为难，不知道该怎么“进”、怎么“退”。
这种困惑来自概念的混淆。需要澄清的是，“有进有退”所指的是国有资本投向的调整；而企业的天职则是做强做大。这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在公司制度下并不矛盾。就是说，企业追求做强做大并不受股东成分和股权结构的影响；国有资本从哪些行业或企业的进退也不受个别企业的牵制。例如沃尔沃原本是一家瑞典人投资的公司，1999年4月转手到福特；2010年3月福特退出，由吉利收购。投资者在10年内两出两进，而沃尔沃公司依然在发展。
现在国有资本的功能和个别企业目标的差异日益明显。例如，一方面国有钢铁企业制定雄心勃勃的战略规划、努力做强做大；另一方面，国有资本应当从部分钢铁企业中退出，转向投资战略性新兴产业。这是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和国有资本投资主体各自理性的选择。目前的掣肘在于国有资产实现形式没有资本化，“顶层”国有企业没有进行股份制改制，所有权与经营权没有分离。应改革国有资产实现形式，利用公司制度的特点，“解放两个自由度”：使国有资本具有流动性；保障企业自主经营，做强做大。
如果说较长时期国企改革主要的是使其从计划体制走出，适应市场竞争，增强活力的话；那么进入新世纪，尽管企业自身还有大量改革的任务，但深层次的改革已经转向国有经济结构调整和企业制度创新。这两大改革命题主要是国家所有者层面的事，而不在企业。把改革的目光继续聚焦于“国有企业”本身，一方面因为没有抓住要害，而使改革难有实质性进展；另一方面，国企因对此无能为力而倍感困惑和无所适从。
国有经济的结构调整，不是以行政的力量改变一个个企业的业务结构，而是国有资本布局的动态优化。关键要使国有资本具有流动性；企业制度创新进一步要做的是使国家所有者转变成股东，将“顶层”国有企业改制成股权多元化的公司。这两方面的改革聚焦到一个点上，就是必须使国有资产“资本化”，由“国有国营”，转向“股份制”。
对于这一切，“国有企业”是无能为力的。随着改革形势的发展，国企改革的主导方面应当及时由“国有企业”，转向由国家寻找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国有资产资本化的管理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