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4年来，从“以保密为原则”到“以公开为原则”是个巨大改进，但整体进程依然“雷声大雨点小”——《新京报》5月15日的报道说，北京大学公众参与研究与支持中心主导完成的《中国行政透明度观察报告(2010-2011)》披露，比起国务院下设机构信息公开的“整体不理想”，省级政府及其行政单位的信息公开状况较好，但省级往下的政府信息公开落实程度递减，信息公开程度取决于领导重视程度。
“为了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政府信息，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促进依法行政，充分发挥政府信息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活动的服务作用”而制定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在执行过程中，主要靠政府的自我推动，这是学者观察的结果，大体符合实际。报道中说，甚至出现公民申请信息公开，被某些官员视为在为难政府、与政府作对、给政府找麻烦。这种态度让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走走停停，条例中规定的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应重点公开的政府行政信息，如财政预决算报告，行政事业性收费的依据和标准，重大建设项目的批准和实施情况，以及扶贫、教育、医疗、社保政策等，公众很难获取，申请公开屡屡受阻。
建设服务型政府，执政为民，文件上、会议上，很多人说得头头是道，但其嘴上说的和心里想的并不一致。那些认为申请信息公开是在跟政府作对的人，内心并没有认同“权为民所用”的理念，摆不正官员与百姓、政府与百姓的关系，视手中权力为私物的观念顽固盘踞在其内心。尤其是涉及消减自身利益的改革时，抵触情绪若隐若现。
公车改革，多地试点推进，但领着不菲车贴、公车照坐不误的不在少数，让习惯于公车出入者放弃以往的福利与身份象征，如同自己持刀割自己身上的肉，自然下不了手，至少下不了狠手。保障房建设在中央政府排出时间表的倒逼式强力推行下，依然不时出现只挖个坑就想蒙混过关者，或玩数字游戏将旧房“贴牌”为保障房凑数者，毕竟，比起能给地方带来滚滚财源的商品房开发来，保障房建设在一些官员眼里是个彻头彻尾的“贴钱买卖”，执行起来自然动力不足，“资金不足”，叫苦不迭，能拖即拖。还有其它一些好制度走走停停，尽管有多种原因的掣肘，但执行者的“不情愿”往往是其主因。
在若干涉及约束官员权力与保障百姓权利拉锯的敏感领域，我们都能见到类似好制度执行乏力的现象。其负面影响不仅在好制度本身收不到预期效果，更一次次削弱着公众对改革的信心，加剧着公众对民生改善进程不够快的焦虑。
让好制度尽快落地，加大执行力度，单单指望执行者的主观重视往往是靠不住的。绕来绕去，我们又回到完善政府部门及官员政绩评价标准上。即在政绩评价标准上，更多吸纳公众意见，让切实改善了民生、推进了改革的人得到更多的鼓励与掌声，让玩花架子、对上不对下者被“黄牌警告”或“红牌罚下”，我们才有望解决消极的执行令好制度走走停停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