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有网友将4月5日《长治日报》头版一则干部拟任用公示名单翻出。在这份名单中，有“2人14岁即参加工作，1人16岁参加工作，5人17岁参加工作”，网友对此提出质疑。山西省长治相关部门回应，干部简历均来自档案，引发争议的干部年龄情况比较复杂，“既有特殊历史原因造成的，也有因特殊学制造成的”。
这份“童官”名单令人大跌眼镜，所谓“特殊历史原因造成”，应是指其中有数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干部而言，因为年代久远，他们的履职经过确实很难考证。不过，他们并不是网友关注的焦点，舆论议论更多是由两位“80后”干部而起——王瑞和李艳珺都是1982年生人，李艳珺16岁就已参加工作，王瑞更是不到14岁就参加工作。
关于他们，当地政府部门又是作何解释的呢？长治市政协学联法制委一名李姓负责人称，李艳珺担任长治市政协学联法制委办公室主任之前是工人，因此参加工作较早。长治市政协办公厅一名值班人员解释，王瑞属于军转干，但他们并不清楚王瑞参加工作的时间。虽然措辞谨慎，这样的解释依旧带有浓厚的推诿色彩。面对外界质疑，如果说曾经的“临时工”言论多数指向个人的话，此番毫无疑问是指向了原单位——因为不是初次就业不是政府公职，干部任用程序并没问题，至于以前是否存在问题，显然不在关注之列。
问题是，无论当工人还是考军校，年龄都是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禁止雇用童工早已明确列为法律条款，按照相关规定，年满18周岁的青年才能入伍。王瑞和李艳珺最初参加工作时，巨大的程序瑕疵显而易见，如果参加工作时间确实如此，已然涉嫌违规；如果个人档案中的年龄经过修改，当属信用污点。当他们日后转为政府公职人员的时候，用人单位何以对如此明显的瑕疵视而不见？公务员招录有着严格的组织规定，如果不规范的用工就这样轻易洗脱“原罪”，如何阻挡神通广大者挖空心思“曲线就业”？
在形形色色的“萝卜招聘”屡见不鲜的背景下，炙手可热的公务员岗位吸引着更多关注的目光，招录程序的规范与否，关系着政府机构最基本的公信。面对干部履历中存在的程序瑕疵，政府用人单位“既往不咎”的态度本身，不可避免会带来诸多非议。实际上，两位遭受质疑的“80后童官”都供职于长治市政协，而单位的解释又同样含混而暧昧，由此不免给公众留下巨大的想象空间。干部队伍年轻化是大势所趋，公众可以接受干部年轻化，但却很难接受建立在拼资源、拼背景基础上的阶层固化。比偶然的“萝卜招聘”更令公众难以接受的是，违规招录公务员固化为一种特权在幕后进行，如此，甚至连“看起来很美”的公开招考都意味着一种多余。
公示干部任用名单，意味着接受公众监督和质疑，长治“童官”出现的背景是什么，尚欠公众一个合理的解释。（赵志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