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长治市近日公示35名拟任职干部，其中8人在18岁前参加工作引发议论。最受争议的王瑞为1982年出生，1996年即参加工作。官方称，引争议的干部年龄情况比较复杂，有特殊历史或学制造成的原因（4月10日《南方日报》）。
干部任前公示信息显示，一些干部在18岁之前甚至14岁便参加工作，这确实很容易让人觉得可疑，并引发公众有关“人事腐败”以及相关“背景内幕”的种种猜测和联想。不过，对于上述这起质疑事件，笔者关心的并不是上述具体的“参加工作年龄疑问”，而是引发该疑问背后的“干部公示制度”本身。
为什么干部任前公示中的年龄信息，会引来如此大量的舆论质疑？从干部任前公示制度本身来看，追根溯源，显然还是因为上述公示制度所公示的干部信息太过简略、粗陋。如在干部参加工作的信息中，只有一个极尽简略的“参加工作时间”，既没有同时具体标注其参加工作时的社会身份（如学生、军人），也没有进一步详细公示其此前各种的基本求学、生活经历。在这种过于简略的公示信息下，公众依据其出生信息，推算出干部参加工作年龄的不正常势必在所难免。
进一步观察我们会发现，不仅是此次山西长治公示的35名干部任前信息，全国许多地方类似的干部任前公示信息，总体上看都显得十分简略、惜墨如金。每一名干部的公示信息，一般都只有寥寥几行几十个字，所涉及的也仅仅只是姓名、性别、年龄、籍贯等区区几项信息。而其他许多公众十分关心、同时也能更充分体现“干部任前公示制度”本意和初衷的大量重要干部信息，实际上都在有意无意间被省略掉了。比如，全面完整的详细求学、工作履历信息；家庭婚姻、财产信息；此前工作业绩信息；所以能够提拔拟任新职的过程和依据信息等等。
显然，这种过于简略、能省则省、语焉不详的干部公示信息，不仅极易引发公众疑问，也无法充分实现对干部选任的有效监督，预防“带病提拔”等各种人事腐败、营造风清气正的用人环境。
因此，以上述“干部公示年龄质疑”事件为鉴，为了维护用人环境的公平公正公开，也为了更好地维护公众的知情权、监督权，“创造条件让人民群众监督政府”，笔者以为，国家有关部门应该尽快着手完善现行干部任前公示制度。一方面，不断扩大充实干部任前公示信息的范围和内容，将各种公众关心的信息尽可能地纳入公示范围；另一方面，不断推动公示信息的规范化、法治化，如哪些干部信息是必须公示、应公开到什么程度，均应在制度上予以明确界定。（张贵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