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把发达社会的廉洁标准带入中国。这些标准令中国人耳目一新，但用它们来衡量，很多中国官员的行为不达标，整个中国社会也不合格。舆论的要求越来越严苛，与中国的现实尖锐冲突。这将制造无数纠结和痛苦。除了真正的贪腐者，还将有很多未必人品很坏的人因为被舆论“抓了典型”，成为中国向廉洁社会前进的“祭旗者”。
中国是人情社会，也是权力比较集中的国家。两者叠加，造成官场腐败和社会上的“不正之风”都挺严重。尽管腐败并未严重影响中国社会的效率，但发达社会的廉洁对照极大刺激了中国的舆论，腐败已成破坏公众对国家未来信心的头号杀手。
要求舆论对腐败给予一些宽容是不现实的，对腐败“零容忍”尤其是互联网的天性。但腐败在现阶段又的确是消灭不了的，这个矛盾将制造社会情绪的反复发作，扰乱国家政治生活本应有的节奏。
中国只会朝着廉洁社会的方向走，即使是有些激进的舆论，官方也必须适应它的倒逼。发达社会有些官员因为某个在我们看来不大的廉洁过失而下台，这种情况将会逐渐在中国上演。
中国官方必须有强烈的紧迫感：促廉综合改革对国家已是头等重要的。由于目前打击腐败的措施达不到社会期待的效果，在体制和社会的深处做出更多调整，已势在必行。
中国全社会的中上层相当普遍地存在“灰色收入”和“灰色生活”的问题，中国人实现利益的“阳光化”程度不高。各种规章很严格很理想化，但执行率很低。每一个职位有不同的“含金量”，附带着不同的“潜规则”。这些直接腐蚀了廉洁环境的问题，多得几乎理不出头绪。
但官员的生活必须从“潜规则”中走出来，朝着“完全透明”前进。对腐败行为的打击应当毫不留情，但与此同时，中国社会也应认真建立官员实现个人利益的合法途径，比如考虑给他们与其贡献相称的高薪等。“高薪养廉”一直面临争议，它未必是反腐败的充要条件，但它很可能是必要条件之一。
提高官员们的合法收入和待遇，需要很多前提，但每一个都不容易做。比如透明就需要不断推进，公众的清醒和理性也需不断提高。廉政既是官方的事，也是全社会的事。准确地说，它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重大转型。社会需要参与监督，也参与共识的形成。
官方应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设计官员利益框架，必须看到，它在各经济体是不同的。比如美国的“旋转门”潜规则已经公开化，并得到社会的认可。亚洲的新加坡和香港则“高薪养廉”，高的程度即使在欧美社会也很难被接受。
廉洁问题涉及每一位官员的切身利益，不是靠思想教育和政治动员就能解决的。亚洲“民主国家”的严重腐败现象告诉我们，民主也非制止腐败的特效药。对付腐败只能靠综合治理和改革，这很繁琐，远没有抓贪官、杀贪官痛快，却是唯一之路。
清除腐败肯定比缩小地区及贫富差距还要难做得多，因为它不仅要解决制度的问题，还需端正人心，包括官员的心和公众的心。一旦过了这一关，中国前途无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