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针对广场舞扰民问题，温州广场文化活动综合管理协调领导小组，与文化团队代表和其他市民代表协商制定了《广场文化活动公约》，从场地、时长、时段、音量等方面对广场文化活动进行了限制。此外，管理协调小组还设置了24小时投诉电话，并成立联合执法组，由区公安分局牵头，对违规团队进行教育及处罚。

　　对于广场舞，有人爱之，有人不胜其扰。鸣枪、泼粪、放狗、扔老鼠……“广场舞”带来的矛盾五花八门。各地的应对之策也是五花八门，有的地方依然置之不理，有的地方以限音量、限时段、限区域及限设备的“四限”实质上取缔了广场舞，温州则期待通过《公约》的形式走向和谐。广场舞带来的分歧，是一个现实的社会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好这一问题，我们必须从社会学的角度弄清这一社会问题从哪里来、将到哪里去，才能共赢。

　　关于广场舞的分歧，并不在于广场舞本身，广场舞健身、社交、文化等众多好处基本上是得到肯定的，而在于其占用公共场地及其相伴的噪音等“副产品”，给其他群体带来了不便或者带来了骚扰。也就是说，广场舞问题的根结就是失序，什么地方可以跳、什么时间可以跳、经过什么程序以后可以跳、跳的过程中要遵守什么，没有秩序；谁来协调、谁来监管，出了问题，该由谁、依据什么来处理，也没有秩序。

　　各地的调查，实际上已经揭示了广场舞的社会学特征。在年龄特征方面，抛开学生，参与群体基本上在40岁至65岁之间，其中45岁至60岁的群体占到了70％左右；在性别方面，绝大多数是女性，男性只占约5％；在学历方面，主要集中在高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约85％左右；在职业特征方面，参与者以个体商户、企业、自由职业、事业单位职工为主，占85％左右；在广场舞所选用的曲目方面，主要是传统文化、风俗、伦理特色鲜明的流行歌曲。

　　由此，广场舞的本质也就十分清楚了，那就是夹杂着“中年危机”的一代人的“社会乡愁”。“中年危机”是西方社会心理学探讨的核心问题之一，而且随着人类物质生活改善和寿命的延长，呈现着年龄后移的趋势。上世纪60年代，容格研究发现“中年危机”的高峰期是35至40岁；上世纪80年代，戴维提研究主要是40到50岁之间较难度过；进入21世纪，“中年危机”的高峰期可能已推至45岁至55岁，正好是目前广场舞的主要群体。

　　中年危机主要的不是由生理年龄所决定，而是一个人的心理状态，原因就在于缺少内心的整合，通俗地说，也就是缺乏个性，因而仍然不免感觉人生的空虚，因此有适当心理准备的人较能平稳地度过它的波涛。对中年女性来说，这一时期，相貌、体力和精力都逐渐开始走下坡路，事业追求的“天花板”日益显现，孩子的自立和丈夫的事业追求导致家庭状况变化，照顾老人的任务日益加重和对自己老年以后的生活日益担扰，于是综合爆发。

　　社会学上的“乡愁”，与我们通常理解的“思乡”是两个概念。用彭塔力斯的话来说，“乡愁是生活的一种隐喻”，“乡愁是对现实转过身去，对正在死亡的现实转过身去。”乡愁的本质不仅是对已逝的时光的怀念，而是对身在的那种现实的感伤，当我们有乡愁的时候，表达的是一种存在感、现实感。现代意义的“乡愁”，在社会转型期表现得尤为明显，转型前的一代人生活在当下，却容易对时代和空间滋生一种陌生感，一种异乡感。

　　在社会秩序的角度，中国社会的转型就是从熟人社会的“规矩”向陌生人社会的“法治”转型。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说，在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里面，规矩非常重要。然而，“规矩”的特点恰恰就在于没有书面的东西，更没有一个严格的执行机构，所以，不懂规矩也没有多大惩罚。现在广场舞的“中国大妈”，主流群体正好是改革开放之前生的一代人，那时的鲜明特征，一是集体活动，二是讲规矩，加上中年危机，广场舞也就自然流行了。

　　我国广场舞的兴起，是上世纪80、90年代，正好是40、50年代生人“乡愁”中舒缓中年危机的高峰；现在广场舞基本上步入了高峰，恰恰是60、70年代生人“乡愁”中舒缓中年危机的高峰；可以预见，随着80、90年代生人逐步步入中年，法治思维下的他们，就不再有那种浓烈的“乡愁”，广场舞也将逐渐走向衰落。有人说，国外没有广场舞，这是不对的，在19世纪70年代，美国西部乡村的“牛仔舞”是非常流行的，实际上和中国现在的广场舞本质上是一样的。只是随着时代变迁、法治进步，现在已基本上看不到广场舞了。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方面提出：“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这是我们需要走的路，也是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路。对广场舞背后的“中年危机”，我们需要社会人文关怀，没有有效的替代品，堵不是最好的办法；对广场舞背后的“社会乡愁”，需要法治进一步给力，需要将各方面的“规矩”进一步法制化。

　　在过渡时期，温州的“广场舞公约”，也许是一种很好的探索，但它也注定只是过渡而已。一方面，随着各种个人和公共文娱、体育生活的进一步丰富，广场舞很可能也只是我们社会文化的一种过渡现象；另一方面，随着更多公共场合的兴建，公共场合法治化管理进一步完善，广场舞也会从“乡愁”的规矩进入法治的轨道，围绕广场舞的纠纷也就迎刃而解了。（郭文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