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邻居跳广场舞放音响过大影响了自己休息，56岁的北京施某拿出家中藏匿的双筒猎枪朝天鸣枪，其还放出自己饲养的3只藏獒冲散跳舞人群。日前，施某因涉嫌非法持有枪支罪在北京昌平法院受审。（《北京青年报》11月6日）

　　毫无疑问，施某有错，而且涉嫌犯罪，但客观而言，他也有无奈的一面。根据报道，“喜欢清静，睡眠也不太好”的他，曾多次和组织跳广场舞的郭某交涉，其间甚至爆发过肢体冲突，但是一直都没有效果。沟通失败之后，双方矛盾进一步激化，各种机缘巧合之下，施某当日完全失去理智，酒精的作用加上酝酿已久的仇恨，令其身怀利器，好勇斗狠。

　　我们无意为施某开脱，但广场舞的噪音问题必须得到应有的关切和治理。在中国，也许在每一个城市广场，都会有一群大妈和大爷在跳广场舞。这简直是一种“现象级”的巨大存在。一般而言，广场舞的音乐，还是较为舒缓的，常常是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老歌”，但几乎无一例外的，声音都调得很高，显得高亢而激越；在寂静的清晨和黄昏时分，方圆几里之内甚至都能听到。从老人的角度讲，这似乎也难免，如果音乐声音太低，他们恐怕会捕捉不到节奏感。

　　但过于高分贝的广场舞音乐，对于周围的市民，却在无形之中形成滋扰，而且是日复一日的习惯性滋扰。长此以往，这就是噪音折磨，可以想象反感和气恼之情有多深重。在很多情况下，各方都能达成妥协，照顾到各方感受，噪音污染问题得到了妥善管控，但问题却始终存在，终究是一个隐患；而同样在很多情况下，噪音问题则直接引发了冲突，扔水弹、扔砖头、扔玻璃、扔粪便，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本案则更成了一个极端反应的标本。

　　老人家们想找个开阔的地方聚在一起跳支舞，这不仅无可厚非，而且理应得到公共空间的保障；周围的市民不想被滋扰，这同样无可指摘。双方都没错，错在哪里？恐怕错就错在，城市并没有为老人提供一个“适宜”跳舞的地方。目前的室外公共广场尤其是社区广场，大多都不适合广场舞：一则面积太小；二则，距离居民区太近。政府专注于建设高楼大厦，留给广场的空间越来越逼仄；而开发商更不会这么慷慨，在寸土寸金的小区里留出一大片空旷的广场空间。于是，广场舞便见缝插针，因陋就简地跳起来了，在每一个清晨和日暮。

　　广场舞噪音问题，本质上是公域挤压私域。但这是一种被动的挤压，一种无奈之举。目前全国广场舞爱好者超过1亿人，因此这是一个不能不正视的社会问题。而随着中国老龄化的加剧，这个问题恐怕会越来越突出。无论是基于对老人的现实关怀，还是基于城市规划和发展理念的人文主义本义，城市主政者都应该为亿万老人建设更多更好的适合跳广场舞的地方。（张若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