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一段时间，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农生环大楼335房间的大门紧闭着，那个熟悉的身影师生们已很久没有见到。门牌上标示着办公室的主人为“陈英旭教授”，门上留下的手机号码记者始终无法拨通。2013年3月19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陈英旭涉嫌贪污案，杭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陈英旭授意其博士生陆续以开具虚假发票、编造虚假合同、编制虚假账目等手段，将1022.6646万元专项科研经费套取或者变现非法占为己有。知情人士称，如果这一指控被法院认定，此案可能创造了贪污科研经费的新记录。（《中国青年报》7月29日）
贪污这事儿，从来只听说“贪官”的说法，教授“贪污”几乎闻所未闻。的确，科研机构更多给人以清水衙门的印象，教授更是纯粹的脑力劳动者，要和贪污扯上干系，的确不免牵强。于是，相比贪官贪污的见惯不怪，教授贪污倒是成了少见多怪的新鲜事。然而，当一位高效教授，仅仅通过开具虚假发票、编造虚假合同、编制虚假账目等近乎小儿科的手段，便轻而易举的套取占用高达千万元的科研经费，的确出人意料。
然而，真实的情形是，随着中央财政科技投入年均20%的增长，2011年，中国研发投入占全球比重达到13.1%，更是一举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研发投入国。不过，科研项目的投入渐渐“不差钱”，并不代表科研经费就能花在刀刃上。在大学教授贪污千万课题经费一案曝出之前，审计署便早已披露，科研资金用于项目本身仅占40%左右，大量科研经费流失在项目之外。而对于科研机构而言，一边想方设法申请更多的经费，另一边则想方设法把拨下来的经费用完，也同样是公开的潜规则。个中原因，正缘于申请到经费的多少，以及是否用，事关科研机构及其人员的利益。现实中，科研经费在发票上大做文章，大到房与车，小到给孩子买个铅笔，都能以科研经费走账。科研经费大量流逝，没能创造出太多成果，反而却制造出了不少科研“老板”和“富翁”，甚至催生出教授“贪污犯”，也就并不意外了。
那么，如何遏制科研中的腐败，如何防止教授堕入贪污科研经费的深渊，其实要比个案的追究更为关键。应该承认，与商业投资不同的是，科研经费究竟该如何投入？投入多少？又如何评估投入的效益？这里面的确存在着很大的信息不对称性。现实中，科研经费多由科研单位申请，相关部门审批，科研单位是内行，审批者却是外行，顶多可以借力其他科研单位专家作评估，但二者之间在信息方面的不对等显然难以避免科研经费夸大申报、甚至谎报、滥报；胡批，乱批的状况。至于“学术权威”在科研经费申请与审批中的绝对权力，更是缺乏起码的监督与约束。科研投入上的乱象，自然为科研经费的乱象乃至贪腐创造了条件。
相比国内科研经费的拨付与监管的粗放，国外的科研经费，则要接受严格的监管，其中科研人员的工资与福利要接受严格期中检查与事后审计，同时还实行岗位薪酬制度对个人收入水平进行总量控制，以杜绝科研经费自肥的现象。在英国，除了必须严格遵守财务管理部门的规则，超范围支出更将惹来极大的麻烦。科研项目在花钱的时候也就不得不如履薄冰。除了严苛的财务规则，公立科研项目还要受到媒体的跟踪，获得经费科研团队有义务对媒体公布他的进度，政府更是强制科研机构公布财务报告。
可见，唯有对“科研经费”进行更加清晰独立的定义，严格审批环节，同时加强并完善对于科研经费使用的审计与监督机制，让科研经费的开支也如履薄冰了。“科研经费”才不会制造出“贪污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