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连续发生了若干起个人极端暴力案件，严重威胁了公共安全，制造了社会恐慌氛围：7月20日，山东残疾男子冀中星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引爆炸药；23日，北京两名驾车男子与一推童车女子发生争执，其中一人竟将一名熟睡中的2岁女童，活活摔在地上；26日，黑龙江省海伦市联合敬老院被纵火，致11人死亡，起因竟是凶手怀疑自己的200元被盗而恶意报复。
戾气四溢，动辄打杀，乃至使用爆炸、纵火等极端犯罪手段严重威胁公共安全。这种极端暴行虽是偶发，却社会影响恶劣，理应受到法律的严惩，以及舆论的谴责。7月25日，公安部召开电视电话会议，公安部副部长黄明要求：始终保持对暴力恐怖活动、个人极端暴力犯罪、涉枪涉爆等严重刑事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对实施个人极端暴力行为的犯罪分子都必须坚决依法严惩，要采取果断措施，坚决打击、绝不手软，在全社会形成共同谴责极端暴力犯罪的舆论环境。
然而，网络中却有一些声音，片面强调个别凶手施暴的“外在原因”，或称凶手的诉求未得到满足，或称政府处理不够妥当，为极端罪行的“合理性”做辩解，乃至公然叫好。就连持枪作案10起、打死10人的劫匪周克华，去年8月被重庆警方击毙时，还是有人企图把他描绘成社会制度的“受害者”，为他涂上一层梁山好汉式的油彩。这严重逾越了法律的底线，混淆了起码的是非对错。
当事人即便有天大的冤屈，无论如何不能用违法的暴力手段吸引关注、表达诉求；当一个人选择用爆炸、纵火、闹市砍杀无辜的手段搞所谓“维权”时，他就从一个受害者变为加害人。今年6月7日，厦门市民陈水总因不满自己的退休手续未及时办理，竟然在人群拥挤的BRT公交车里实施纵火，结果共造成47人死亡，死者几乎都死状惨烈，不少受害者还是当天高考归来的年轻学生；他们何辜何过，要成为陈水总所谓“维权”的祭品？这种非法剥夺他人生命、严重危及不特定公众安全的行为，是彻头彻尾的“个人恐怖主义”。
当下，中国正处于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利益诉求错综复杂；但矛盾的解决，不能总是在个体的反社会行为发生后，而应仰赖制度纾解与个体理性维权。在社会管理方面，当听取民众诉求，提高社会管理水平，建立起常态化的权利保障机制，为公民的诉求满足提供一个制度出口，在法治完善中，树立全社会对法律的共同信仰。对个体来说，追求正义与公平，也该以守法为底线，应努力在法治轨道内伸张权利，而非“以武犯禁”，追求“绿林好汉式的正义”，甚至不惜伤害无辜。
如果觉得自己有委屈，就可以不通过正当渠道解决纠纷，直接用极端暴戾的手段表达诉求，那法律就会形同虚设，人人将生活在恐惧之中——在公交车上，在机场里，在超市，谁都可能是极端行为的下一个受害者，这个道理再明白不过。
为了爱我们的人，以及我们爱的人，大家必须共同谴责极端暴行，支持司法机关的依法严惩，共同维护法律底线，在这个问题上不容含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