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山东访民冀中星在首都机场制造爆炸案，再次给我们敲响警钟。事情起因很“单纯”，2005年冀中星在广东东莞开摩的载客路遇警察查车，继续前行时遭七八名治安员殴打，落下终身残疾。此后，到警局报案遭拒，打民事索赔官司败诉，记者写好报道稿不获刊登。然后是2009年进京到中央政法委上访，最近一次是本月向国家信访局网上投诉。
冀中星选择公共场所制造爆炸案的做法，可谓犯罪式维权，对此我们强烈不予认同，更不应鼓励。但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努力在源头上解决矛盾，使犯罪减少，社会太平，人民幸福。
冀中星的经历作为一个样本，暴露的问题不是偶然的失误、误会，而是系统性的错误：政府部门不愿意解决问题，法律救济失灵，媒体监督“被潜规则”。寻求正义者把最后的希望寄予北京的最高权力，但以中国之大，不可能把每个乡镇的矛盾都交到北京解决。人们纷纷到北京去找“青天”，寻正义，如同过去全国人民向北京要粮一样，极不正常。吃饭问题，最终靠经济改革解决了，解决正义问题，要靠社会改革。
物不平则鸣，当人们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他们就会把公平正义看得比泰山还重。国家信访局已故局长周占顺曾透露：“当前来京群众信访反映的问题中，80％以上是有道理的，还有80％以上是通过各级党委、政府的努力可以在基层得到解决的。”上访，并非某些官员心目中的无理取闹。事实上，维护合法权利不过是民众的底线要求，政府有责任作出回应。
政府设立信访机构，目的是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但在实际工作中，有些信访工作人员并不真的想解决问题，我们也没有给他们配置解决问题的权力，信访成了一个将问题沿着时间、空间两个维度“踢皮球”的过程。要求户籍地负责“维稳”上访者，是信访在空间上的更大错位。由于官民之间对事实与正义的不同感受和判断，上访成了官员心目中的“闹访”，而官员应对的方法就是“截访”。
一个社会和谐的前提是，权利受到政府的严格保护，传媒是公共利益和公平正义的看门狗，司法作为最后的权利救济手段有效运转。但从冀中星事件来看，目前地方权力高度封闭、同质与板结，政府错了法院不想纠正，媒体和舆论监督被架空，官民间缺少对话机制。总的来说，还是渠道太少，有了不平，寄望北京，寄望有限的几家媒体、几个律师，似乎成了惯性模式。为了成为公共热点，有时候就有人铤而走险。
正义必须得到实现，而在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中央权力不可能管到具体上访事务上，我们必须让解决问题的希望从北京回归属地，并作出适当的安排。如同当年解决吃粮问题，路径是打破经济权力过分集中，充分释放社会活力，解决正义问题，同样需要开放渠道，激发活力。如果一个地方司法、媒体、社会组织都能有效发挥作用，权力系统之间能够更有力地互相监督，大多数矛盾便不难在当地得到很好的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