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二院护士郭俊梅因不满奖金分配而上访，医院请医师假扮工会领导和她谈话，并将谈话内容写入病历，将她诊断为偏执性精神病。郭俊梅维权胜诉，但法院判诊断医师无责，法官希望郭俊梅“不要得理不饶人”。（5月10日 《南方都市报》）
“上访=精神病”，这个荒诞的等式，不久前曾在徐武身上演绎，掀起舆论场里的哗然大波，而今又成为郭俊梅的生活劫难。“被精神病”的复制，令人唏嘘之余，更添几分心酸。
“徐武事件”中，“飞越疯人院”、跨省追捕等元素，让它极具轰动效应，堪被载入法治史册。强权肆无忌惮，权利弱不禁风，法治残缺成“透风的墙”，都绘制出正义消泯的灰色图象，让人深感风霜凛冽，脊骨发凉。企业强权之手的乱伸，与权利申诉之艰“交相辉映”，投射出权利屏障的孱弱，法治文明的黯淡。
郭俊梅的遭遇，尽管少了些波折、苦难、悲情，可权利被侵的底色却如出一辙。她因切身利益受损，而寻求工会救济，以期权利救济。谁曾料，上访非但没能转化为维权成果，还沦为“被精神病”的依据。医院自行做主，给郭俊梅筐上了“精神病”的帽子。“人刀俎，我鱼肉”的情势对比，在医院的利益主宰下，直接演变成她的个体悲剧。
幸而，郭俊梅少了被拘禁之灾，她的奋力维权，借助法治途径，终于有了让人欣慰的“回音”，胜诉就像是强效的漂白剂，荡涤了“污名化”的秽迹。医院利用“精神病”之名的隐性打击，也只能止于“败诉”。可个人的“脱险”，并没折现为正义阳光的高照：诊断医师竟逍遥法外，无需担责；对院方的惩罚，丝毫没有；连法官都搬出“知足常乐”的哲学，劝诫郭俊梅见好就收，仿佛“维权到底”就是得寸见尺式的恶行。
讨来名誉，“病帽”难摘，郭俊梅的维权“成功”注定要打上折扣。她赢得名誉权，只是源于医院强行诊断的程序草率；至于“精神病患者”的鉴定结果，则挥之不去。而一旦被收治，她也就成了法律上的无行为能力人，基本权利都濒临失去的风险。“被精神病”俨如杀人不见血的利刃，随时能切割自主权、表达权等。
症结所在，仍在于裁量标准的“独家性”、第三方监督的缺失。在精神病鉴定上，医师说法成了精神病有无的决定性凭据，哪怕鉴定的随意性、倾向性再强，哪怕“病人”看起来再正常，只要医师鉴定合乎程序，诊断结果就不容置疑。医师的“一言堂”，在问责薄弱、制衡欠缺的催化下，尤为可怕，极易沦为利益教唆下的“帮凶”。
而第三方监督的缺位，则让“无病辩护”成了幻想，乱安“病帽”泛滥成灾。正如精神病领域的资深律师黄雪涛说的，设立由精神病专家和公众参与的多元化委员会，组成第三方的评估力量，才能逐渐消弭医学裁量和公众判断的错位，及时纠偏，维权人权。有了不受私利掣肘的监督者，精神病鉴定才会回归科学、谨严。
消弭“被精神病”之痛，鉴定尺度和制度化救济的“补漏”，必不可少。医师再随性妄为，在“限权”和“加大问责砝码”两重紧箍咒下，也会小心翼翼；而密不透风的监督，也会防范权力滥用，在公民权利沦陷时，或许是权利救赎的那根救命稻草。
法治文明，容不下权利被蚕食的悲怆。只有拿“独家裁量”开刀，“被精神病”才会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佘宗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