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些危机感，对于自己在新媒体上的传播行为会不会侵犯到他者的隐私，也开始有所自觉。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互联网一代”正渐渐长大，而在对社会科学能力、理性讨论能力的培养上，社会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也应该有所作为。
●主持人：本报记者 柳森
●嘉宾：徐珂（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解放观点：回望2012年，当越来越多网友“玩微博，一不小心把隐私给玩丢了”时，暂且还让大家聊以自慰的，是更多的“名人”正饱受隐私受侵之苦。前有某地产大亨的“婚变”引发街头巷尾持久热议，后有英国王室隐私保护屡屡遭遇各种尴尬。在这个全媒体时代，“到底什么是隐私”、“如何保护隐私”等一系列问题，正困惑着我们。您对这一现象怎么看？
徐珂：我个人总体的看法是：有些变化本来已经发生了，只是包括微博在内的新媒体的出现，加快了这种变化，也加深了我们对这种现象的感受。但是，这种现象本身又是极为复杂的。
如今，我们一方面感到隐私权岌岌可危，得不到足够保护，让人没有安全感；另一方面，与此同时在发生的一个趋势却是，原来我们在公共领域展开的讨论，正愈发被私人的生活所充斥。换言之，不仅仅是公众人物的私生活经常被拿来讨论，就连我们普通人的私生活也越来越公开化。
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很多人在现实生活中很有公私意识，也懂得在不同场合如何举止体面、表达得体。但到了诸如微博这样的平台上，我在上一刻干了什么、想了什么，然后谁做了什么、说了什么，似乎都成了鼠标一点一放之间就可以分享或传递出去的东西。
解放观点：这是匿名制惹的祸吗？还是微博太便利，以至于打开了潘多拉之盒，前所未有地释放了我们的表达欲和窥私欲？
徐珂：这些问题都值得深思。很多微博的确是我们自己发出去、转出去的。从表象上看，的确是我们自己于有形无形中将生活中的蛛丝马迹双手奉上，从而又于有意无意中助长了那个看上去很让人乐在其中的幻象：“分享是件极其美好的事。 ”这里的“我们”，包括各路名人，包括微博上的“大V”，当然也包括使用微博的自己。
好在，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些危机感，我们对于自己在新媒体上的传播行为会不会侵犯到他者的隐私，也开始有所自觉。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也是我们的社会管理系统、法律机制，得以更有效运行、进一步完善的前提。当然，我们还远未到隐私尽失的地步，我们还有适当的法律武器可以保护自己，虽然它们还在不断完善的路上。
事实上，现在比较棘手的问题，并非我们如何更好地界定“隐私”。人们乐于对名人隐私、娱乐八卦评头论足的社会心理也并不神秘，且由来已久。但如果越来越多的普通公众，有一种“公”和“私”界限日益不清晰的感受，这就不得不引起重视了。它可能预示着社会领域中的某些深刻变化。
解放观点：当这种模糊发生时，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徐珂：在哈贝马斯看来，一个理想的 “公共领域”，是一个可以彼此交流意见的场所。按照他的理解，在这个场所，可以谈论文学、艺术，也会涉及经济、政治等公共事务。在讨论时，每个人都可以发表看法，可以是极其感性的，也可以是理性判断。
在哈贝马斯生活的时代，他认为，随着资本主义大众文化和福利国家的出现，公共领域受到的最大威胁来自媒体。因为媒体可以影响公众对很多事物的看法，一旦媒体覆盖到公众接收信息的大部分，甚至就是公众接受信息的全部渠道，哈贝马斯担心，那个理想中的公共领域就会慢慢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公众运用自己的理性来思考问题的能力全面下降。因为，面对经媒体选择后提供给公众的信息，我们看上去是自由的，但我们要做的，实际上就简化成仅仅
是要做一个“选择”而已。也许，我们仍然很清楚自己对信息的需求、对信息接收渠道的偏好，但这种看似主动、实为被动的行为，离真正意义上的动脑筋已越来越远。
当这种文化传播传开来的时候，长此以往，它就会给公共生活带来极大挑战，人们会习惯于去选择那些更不需要动脑筋和负责任的东西。这时，公共领域中“公”和“私”的界限就开始模糊了。而这种界限的模糊，恰恰是从媒体开始的。尤其是当媒体发现，当它提出一个很重要的公共话题，未必有很多人响应，但奉上一些不用动脑筋就能判断的东西，反而可以吸引更多人，更能够成为大众文化焦点的时候。
哈贝马斯的这一系列见解，能很好解释为何名人隐私特别吸引眼球，为何《太阳报》、《苹果日报》这样的媒体产品比较盛行。从某种程度上，它也能解释，如今在微博这样的平台上，一方面在舆论监督、突发事件信息发布等方面，能够在短时间内积累起不容小觑的集结力；但另一方面，具体到我们更多的平凡个体，大家日常对于公共事务的关注其实愈发有限了。如果我们选取尽可能大的样本管窥微博全局，就不难发现，真正拿出理性能力来关注和参与公共事务讨论的，恐怕从来只是少数。更何况，微博本来就是一种有选择的围观。关注什么，不关注什么，我们自己事先就已“过滤”了一遍。
解放观点：所以，您很赞同哈贝马斯对于“理性讨论能力”的强调？
徐珂：如今的社会公共事务越来越复杂。要能更好地讨论它，仅有人文情怀和科学精神已远远不够。除了必要的知识储备，还需要一种“社会科学能力”。社会科学努力应对的，正是我们积淀久远的人文和科学未曾涉及、无法想象、尚不能处理充分的新问题。较之人文和科学，社会科学诞生得比较晚，至今仍然处于一个不断发育成长的过程中，但它的确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和讨论社会问题。也是在这种探讨中，我们才能找到更好的应对方法。现在，“互联网一代”正渐渐长大，而在对社会科学能力、理性讨论能力的培养上，社会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也应该有所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