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温州在“公”字头上动作频频，先是推行了市级机关公车改革，接着又对公务接待出招，规定标准工作餐，每人每餐不超60元；陪餐人不得多于客人数；同城单位不得互相宴请；野生黄鱼、鲍鱼和鱼翅等高档菜，以及茅台和五粮液等高档酒，不得上桌；公务接待要逐月公示报告等。仅执行首月，公务接待费就下降四成多。（11月21日 《钱江晚报》）
自下而上的探索，因为只能采取渐进的方式进行，所以在推进工程中，难免遭遇各样的非议。比如“60元工作餐标准”甫一出台，便伴随着舆论和公众的质疑。当初的规定执行得如何？这无疑还是要用数据说话。
从报道中可知，尽管仍有一些单位执行不给力，有的甚至使起障眼法，但“7月接待费支出总额较前6个月平均数下降40.8%”一个数据，便足以证明，被细化、量化的规定，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作用。看待自下而上的探索，不能过于“求全责备”，要指出不足，更要看到难得的进步。
不管是温州推行接待标准，还是其他一些地方推行“禁酒令”，试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这样的探索尽管多被质疑过于温吞，但不得不说，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这样的探索很值得肯定。自上而下的改革，在酝酿过程中，尚会遭遇既得利益者的百般阻挠——《工资条例》因垄断行业反对而夭折，红十字会“去行政化”体制改革因为“要侵犯太多人的既得利益”而搁浅，就是最好的明证。自下而上的改革，更不能剥离现实环境。改革固然需要排除万难、大刀阔斧的勇气，但必须接地气，从现实出发。
所以，我们对类似自下而上的改革，多一些鼓励和肯定。同时更期望，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温州市能像承诺的那样，要进一步严肃纪律，确保“三严四禁”落实到位。唯有经得起检验，才会有更多有志于此的地方，加入到这样的探索中来。（李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