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工作区停车费上限拟涨至每天200多元,北京再提评估单双号限行可行性,上海车牌拍卖价突破6.6万元大关,广州车牌摇号越来越难并传“限制外牌”……近期,一线城市治堵“限”字频频升级。
治理拥堵,本是人人盼望的好事,但不少百姓感觉并不舒服:是不是到了非用“限”的地步?面对“堵城”之困,“限”字令还能管用多久?
专家表示,一方面,我们治堵措施“加码”,正说明了政府有关部门已经“捉襟见肘”,缓堵措施越来越少；另一方面,事实证明一些限制性治堵措施实施后,可能引发新一轮买车热潮。
根据北京市交管局统计,截至2012年9月底,北京市机动车保有量为515万辆,北京从400万辆到500万辆用了2年2个月。
“中国在短时间内就成为汽车产量和销量世界第一的国家,这是所有人都没有预计到的。”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说,我们在城市规划、交通建设、文明培养等方面都没有做好相应的准备。
“地铁、公交挤得像罐头一样,从家到单位要倒四五趟车,没办法只有选择开车,堵总比等不来公交强。”家住天通苑的霍先生无奈地说,盲目地限堵,只会给市民添更多的堵。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有形市场分会常务副理事长苏晖表示,临时限行措施表面看能缓解拥堵,其实暴露出来的是管理水平低下的问题,“限行”有转嫁城市管理责任之嫌。市民在特定时段或区域的确需要开车,硬性的限制会给市民带来很多不便。
上海市城市综合交通规划研究所所长薛美根说,机动车的快速增长,不是造成城市交通拥堵的全部原因。包括城市规划、公共交通网络建设、政策的引导、参与者的文明程度等等,都加大了“堵城”之困。
北京市交通部门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在造成交通拥堵的各种因素中,交通不文明行为占到了两成到三成的比例。
交通工程专家杨东援教授说,推出限行政策的合理性前提,在于能够提供被优先发展的公交系统作为出行替代,否则一面不允许有车族开车,一面又无法提供足够的公交资源,缺乏合理性。“不能只盯着‘限牌’‘限行’‘限购’,否则边际效应会递减得更快。”
治堵首先应弄清造成拥堵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是规划问题、建设问题还是管理问题?需要用统筹考虑的全局性措施来解决。杨晓光说:“只供睡觉的‘卧城’减少了、不文明行为减少了,道路通行效率提高了、公交的便捷程度胜过私家车了,交通拥堵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必须通过提高道路资源利用率,大力发展公交优先,做到真正方便、快捷,这才是吸引老百姓选择城市公共交通的根本。”薛美根表示,世界各大城市的治堵经验显示,交通需求管理政策是保持交通供需动态平衡的重要对策,硬性的限号措施较少,更多采用鼓励、引导的方式。比如新加坡的政策,政府鼓励市民自愿限号,同时给予减免税费的奖励。
杨东援说:“要保障合理交通需求,治堵举措要加大民意的分量。”如在大城市实行“公交问需”行动,面向全体市民征求意见,解决部分区域公交车覆盖面严重不足、部分线路过度拥挤、部分时段乘车久候等问题。
近期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了树立公共交通优先发展理念,加快构建以公共交通为主,由轨道交通网络、公共汽车、有轨电车等组成的城市机动化出行系统,同时改善步行、自行车出行条件,这将是大城市治堵的有效解决之道。
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赵坚认为,解决大城市的交通拥堵,从长期考虑,应该解决的是城市规划和城市形态问题。从短期考虑,则需要公平的交通需求管理,应当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更多使用经济手段而非行政手段来解决拥堵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