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市历史文化风貌街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草案)》昨日提交地方人大常委会审议，其中明确规定，擅自拆除优秀历史建筑最高罚50万元。（7月25日《武汉晚报》）
以最高50万元的罚单震慑擅拆历史文物之恶，多少有点“谁敢犯罪打谁屁屁”的娇嗔意味——何况，要祭出50万元的顶格罚单，不仅要建成30年，还有诸多充要条件。也无怪乎有网友戏言，这究竟是保护文物呢，还是变相鼓动擅拆文物呢？50万元，够在文保原址上买一居室吗？
当然，2002年修订后的《文物保护法》规定，破坏文物最高罚款就是50万元。于是，各个城市的文保细则，基本也就以50万元为上限。50万元最高罚款限额，几乎成了每个城市指向文保乱象的最后一把尚方宝剑。
在土地财政寸土寸金的功利思维里，文保单位实在是不赚钱的唐僧肉。今年2月初，梁思成、林徽因故居被拆一事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随后又传出北京康有为故居、鲁迅故居即将被拆除的消息。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统计，近30年来消失的4万多处不可移动文物中，有一半以上毁于各类建设活动。区区50万元能吓唬谁呢？
地方法规的善意毋庸置疑，但就眼下而言，如果没有更为严苛的上位法，仅仅以十几年前的50万元来震慑今天的擅拆冲动，这与刻舟求剑何异？城市化、工业化的高潮期，往往也是文保工作的艰难期，利益的博弈、格局的冲突、角色的对垒，都需要有更远见的洞察，更前瞻的制度安排。一方面，过时的《文物保护法》亟待调整转身，诸多条文需要修缮；另一方面，对文保不力要有更刚性的究责机制，罚不到倾家荡产、责不到权力痛处，保护之词迟早是“纸老虎”。
每一件文物，都是历史的绝唱。文物的主人，当归于公共利益与时代价值。“擅拆历史建筑罚单50万封顶”，凸显的不仅是文保之困，更是一代人对历史与未来的轻薄与失责。（邓海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