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近日出台《广州市公办幼儿园招生工作意见》（征求意见稿），拟拨出70%学位向社会招生。招生办法是摇号派位，具体试点的番禺区采用乒乓球摇珠的形式抽签，因为有家长反对电脑派位抽签，担心在后台软件做手脚。有意思的是，区机关幼儿园拿出一部分学位面向社会招生，去年三成，今年四成，明年五成，有些公务员抽不到签时，一时很难接受。有机关工作人员说，“机关幼儿园是给机关的孩子的，为什么要对社会开放？”教育局对这些公务员做很详细的解释工作，然后介绍去附近的民办幼儿园。
广州人大代表连续几年盯着机关幼儿园获得高额教育财政经费的问题，我估计这是机关幼儿园拿出一部分学位给社会的原因之一。本文重点不想讨论这个问题，只是借摇号谈一点对社会公平正义的看法，或者干脆说就是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问题。
在社会资源稀缺，不够平均分配时，各地采取不同的办法，其实是主义（意）。比如，限制城市汽车发展数量，上海采用牌照拍卖的办法，价高者得；北京采用摇号的办法，机会人人均等；广州采用一半拍卖，一半摇号。
上海的办法估计是从香港学来的。香港与内地最大的不同是“一国两制”，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据报道，香港购车费、隧道费、油费、停车费等都很贵。根据今年6月的数据，拥有700多万人口的香港，只有44.34万辆私家车，10年间年均仅增1万辆汽车。市场经济就是价高者得，资本说了算。
北京为什么不搞拍卖而采取摇号的办法，我没有了解过。广州采用了“一市两制”的办法，拍卖、摇号各占一半，有钱的参加拍卖，谁出钱多谁先得，钱少的人等着摇号，机会人人均等，不用花钱买牌照，全凭运气。这些办法，各有利弊，不存在绝对正确与绝对错误，很难说谁的办法好，谁的办法不好。存在即合理，主要看当地人民的心理接受程度，以及拥护什么办法。
不管采取何种形式，在我看来，只要公开、透明就比较好，只要不采用“机关幼儿园”的办法就比较好。“机关幼儿园”的办法是用公共资源为少数掌管公共资源的人，也就是拥有行政特权的人专门服务。十分显然，这既不是资本主义的办法，也不是社会主义的办法，而是一种特权阶层的办法。在某一特殊历史阶段，这个办法有其合理性。比如，新中国初期，机关人员大多实行供给制，幼儿园、托儿所、住房一律由组织上供给。有位老同志告诉我，他结婚时连床都是从组织上领的。实行薪酬制后，这个合理性的基础不复存在，但原有体制的某些东西延续了下来。时至今日，机关幼儿园成为机关工作人员的一种特殊福利。有些地方还把机关人员分配住房的福利也延续下来。这种做法，至少有两个问题，一是部分机关人员可以享受市场经济之外的好处，二是脱离广大人民群众。大多数人在市场经济中生活，贵贱都得接受，少数人的部分生活游离在市场经济之外，很难了解百姓的疾苦。没有切肤之痛，他们怎么能够有积极性带领群众走共同致富的道路，帮助群众解决生活中的各种困难和发展中的各种问题呢？(苏文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