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下岗工人廖某的妻子患上尿毒症，透析半年后便花光家中所有积蓄。为让妻子活下去，廖某找人私刻了医院公章，借此给妻子做了将近4年的“免费”透析治疗，共计17万余元。最终事情败露，廖某因诈骗罪受审，检察机关建议判处3到10年的有期徒刑。
生活无忧的人，大概很难设想廖某的境遇意味着什么，以及面对病痛折磨中的发妻，“无能为力”会给一位丈夫带来何种责任感上的重压。我觉得，虽然廖某的行为违背了法律，但在道义层面上，他有理由得到适当的理解和宽容。 “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廖某虽然收入有限却不愿抛弃妻子，他这种不得已的无奈选择多少也是人性光芒的另一种体现。
但事情毕竟需要通过法律的途径做个了结。回到法庭上的话，法官又该如何宣判呢？可以看一些类似的案例。
1935年，纽约的一个老太太因偷窃面包受审，在庭审中她说，需要面包来喂养几个饥饿的孙子，他们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法官裁定，为秉公执法，将作出10美元的罚款，或是10天的拘役。这位穷苦老太太没有能力缴纳10美元的罚金，因此她愿意选择拘役。旁听的纽约市长拿出了10美元，然后对旁听席上的人说，请每个人另交50美分的罚金，这是为我们的冷漠支付的代价，以处罚我们生活在一个要老祖母去偷面包来喂养孙子的城市与社区。法庭上一片肃静，在场的每个人都默默地捐出50美分，法官也拿出了50美分。另一个类似的例子，发生在2008年的郑州，一位女子在一家超市偷窃了200元左右的食品，目的是希望儿子能吃好点；她对此表现出了无尽的羞愧，警察最终没有对她进行处罚。
当然，任何人都应该尊重法院独立判案的权力。面对廖某的案例，我们可以静静等待法官在法律条文与人情伦理之间作出裁决，但也不难想见，法官将面临怎样的纠结。话说回来，在这一案例中，法律层面上的事实及其处置措施是清楚的。如果要对廖某的行为做出一个判断的话，那就是：于法，廖某是有罪的，于情，廖某其情可悯。
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提出过一个著名的道义命题：每个人都应当有免于饥饿的权利。他在全景式地考察了人类的大饥荒之后，痛定思痛地提出了这一观点。若将这一命题扩展开来，在政策层面上，若还有一个人处于饥饿状态，就应该马上对他提供救助，因为从人道最高的价值来看，若有一个人处于饥饿状态而得不到救助，社会就有共同责任。通过廖某的案例，我们有必要反思社会保障体系之中亟待改进的地方；同时，也希望社会慈善救助体系能够及时介入，对当事人一家给予必要的帮助。 （苏振华 作者为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