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第四人民医院6月18日开始低调试水“先诊疗，后结算”，综合医保持有人在门诊就诊时可先完成检查和诊疗，结束后再一起结算。实施20天以来，共8000多名患者享受到这项服务，也有47名患者不辞而别，经院方提醒后有26人回来交费。（《南方都市报》7月9日）
21名患者“逃单”，激起不少网友愤怒如潮地指责：“这些人不是素质不高，是根本就没素质，真是刁民”，“这就是中国，一个诚信极度匮乏的国家，不能再透支彼此的信任了”，“先看病后付钱在中国行不通，从上到下缺乏道德观念”……尖锐言辞背后，仿佛能看到一张张不屑且怒其不争的脸。
完成检查和诊疗，未交费就不辞而别，经院方提醒仍然“逃单”，这确实给人失信之感。但是，不能因为少数人的失信，就武断地认为“先诊疗后结算”不该推行。应该看到，这一大胆举措实施20天，21名患者“逃单”，平均一天一个其实真不算多。21名“逃单”者放在8000多名患者中，占比只有0.26%，这恰恰说明该制度可行，公民诚信可期。
“先诊疗后付费”其实此前已在不少地方实行，而且效果令人满意。据报道，山东省兖州市中医院试行此举措已一年多，“居然”没发生一起病人恶意欠费案例——病人素养并不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样不堪，而且，当地还配套了较为厚实的保障制度，比如新农合报销比例提高，既减轻了农民负担，也解除了医院的后顾之忧。由此，审视21名“逃单”者，他们是恶意耍赖还是无法承受诊疗费，抑或制度环节的缺失让他们溜之大吉？我们还不能贸然下结论。
早在2010年，卫生部就发布《关于改进公立医院服务管理的若干意见》，提出“逐步实现患者先诊疗后结算”。当年5月，卫生部再次强调，将进一步在全国推行“先诊疗后结算”服务模式，有条件实施新型付费方式的省份和医院要尽快开展“先诊疗，后结算”试点。
其背景是，少数公立医院见利忘义，患者有多少钱才能看多大病，不时出现见死不救，见死“半”救的案例。推行“先诊疗后结算”是人性的回归，是医院公益性质的还原，正如卫生部部长陈竺所称，“（医疗）公益性不在于医院姓公还是姓民，而要看其是不是把医学宗旨当作医院的灵魂。”因此，绝不能因为有少量“逃单”者就否定“先诊疗后付费”的存在价值。
没有十全十美的道德，也没有一步到位的信用。与发达国家相比，国人的诚信指数确有提高的空间。塑造公民的道德自觉、信用形象，需要一步步的制度推进，也需要多一些耐心和自我检视。一看到免费卫生纸被人用来擦鞋，就大骂国人素质不高；一看到免费雨伞被人用了不再送回来，就抱怨人心不古；一听到拾金有昧，就挥舞其道德大棒……这类焦虑固然说明国人对道德、对诚信的追求，但轻率地进行道德判断而缺乏身体力行的自律，并不值得称道。
给道德一点空间，给诚信一些时间。诚信应该是国民的第二身份证，涵养国民的诚信观，还是非从制度建设入手不可，深圳四院表示，“我们正在和深圳社保局协商，希望能建立一个黑名单，如果属于恶意逃费，深圳市社保局将锁定医保卡，下次就诊时，他的卡在全市的医院均不能使用，直到缴清费用为止。”必要的制度惩罚，也许是唤醒失信者守信的必要之举。从官到民，从坊间到殿堂，如果都能对诚信充满敬畏，也许失信事件就会少之又少了。(王石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