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岁的杜伟新是广东肇庆市德庆县一名普通乡村教师，17年省吃俭用，倾尽十多万元的毕生积蓄，换来200多个各种证书，被称为奖痴，穷得只剩下证书。（《广州日报》5月16日）
这名理科生出身的教师有着诗人情怀，发表过不少诗歌，因此与“获奖”结下不解之缘。那些奖项的套路是大家再熟悉不过的“作品入围”“杰出人物”之类，有花钱的，也有货真价实的。惟一不同的是，对从天而降的奖项，多数人可能会一笑置之，或偶尔受之，杜伟新则是来者不拒，悉数收入囊中。你说他乐在其中，以此为精神寄托也好，或是为了被人夸赞的虚荣也罢，如此持续成瘾成魔，工作荒废，从重点中学到普通中学，再到镇中心小学，再到农村小学，生活也日益窘迫，以致母亲患上癌症，都难以尽力，不免令人喟叹。
杜伟新的故事看上去似一则寓言，离奇得不合常理却又在现实中能找到影子，各行各业都有为沽名钓誉无所不用其极的存在，尤其是热衷于获取奖项光环的政府部门与官员不在少数。2006年至2009年期间，全国共清查出各种评比达标表彰项目148405个，总撤销率为97.16%。如此数量庞大的评比达标表彰项目以及如此高的总撤销率，令人吃惊，这些奖项又被谁拿去了？当然是跟杜伟新一样有着获奖爱好的政府部门，成为终端的接盘者。所不同的是，杜伟新是花自己的钱为个人形象贴金，那些奖也没有实际作用，付出的代价系“自作自受”；来自公权力的各类评比表彰，则是拿纳税人的钱与民生福祉，为领导的政绩赏脸，能换来实际的奖励升迁，得好处的是利益集团，损害的却是包括杜伟新在内的普罗大众的公共利益。
杜伟新身上见证的是针对个人的评奖泛滥之痛，他为获奖所迷所累付出的是个体代价，相较之下，那些针对政府部门的乱设奖项危害更大。做得低级一点的，为创卫关闭店铺逃避检查，或是要求所有临街单位和门店统一摆置鲜花迎接检查，斥资给沿街楼层搞“穿衣戴帽”；高级一点的，动辄以亿数的重金搞大树进城冲刺绿化率，或是亮化工程、建广场楼堂馆所之类的花架子工程；巧妙一点的则是将形象工程化于无形，以打造“某某城市”“某某之乡”的名义，堂而皇之规划几百亿的大手笔不在话下。
这不，云南贫困县富源刚刚叫停了一项千万元的“唱响富源”演唱会以及“谋略富源”、“品味富源”活动，类似这样的主题活动近年也较热门。而不管是富源还是别的地方，很多时候，不管提出什么样的口号，打出什么样的牌子，骨子里都是想叫响、唱响领导政绩，这擦亮那擦亮，无非擦亮领导的前程，所做的都是为了一个“奖”——显示一项政绩来获得上级的奖赏，至于要花多少钱离民生有多远，会不会弄得群众的生计都有问题，则不是他们所考量的，甚至是不计成本的。
利用发奖来捞钱牟利，利用获奖来博取名声头衔捞取政治资本，已是浮躁社会中的病态利益链。于杜伟新或是真成奖痴，欲罢不能，纯朴得可爱，而一些政府部门的评比中，颁奖与领奖的，却是假痴，明知是忽悠却乐得你好我好，被群众讥为“糊奖”“唬奖”，为世人所深痛恶绝。杜伟新现象不仅是他个人的荒诞，更是这个社会评价体系图虚名轻实际的荒唐与悲哀。所以，莫笑杜伟新痴，谁解脸面工程政绩工程的诱人滋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