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肇庆50岁的老教师杜伟新，17年来省吃俭用，把几乎一大半的积蓄（十多万）都用在了“买”获奖证书上，手里200多个证书大多造价不菲。由于“不务正业”，十多年间，他先后从重点中学到普通中学，再到镇中心小学，再到农村小学。岳父说，如今女婿穷得只剩下各种获奖证书了。（5月17日《广州日报》）
用“正常人”的眼光看，杜伟新的所作所为俨然就是笑话与闹剧：把自己的尊严感与成就感，建立于各种“山寨评奖”证书上；别人都知道那是骗人钱财，他却始终认为掏钱是“合理支付”；山寨证书营造了一个虚构的世界，他则要在这虚构世界中证明自己精神的高洁……
对于这样一个另类，我们很难没心没肺地作壁上观、看笑话。杜伟新的不合时宜，杜伟新的中毒太深，一定在这个社会有着深深的病灶，对其个人置喙太多有些于心不忍，但对其背后的社会病灶不予观照则是另一种残忍。
一个信任打着国家部委名号奖项的人，最终沦为被骗钱财的“中毒者”，难道真诚就要支付这样的代价，唯有“看透猫腻”的人才能具有免疫之力？“共和国之星”“中国时代卓越人物”“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突出贡献人物”这类奖项可以漫天飞舞，不受约束，“愿者上钩、活该倒霉”就可以作为管理者推卸的理由吗？是的，我们没有杜伟新那么“傻”，可能会买一两个证书，不会一口气买一两百个证书；是的，我们没有杜伟新那么“傻”，不会买一堆没用的山寨证书，只会买一些“有用”的山寨学术论文……放眼看去，比起极端的杜伟新，多少人只是“五十步笑百步”？
念及如此，难以言笑，唯可言悲。这是个人的病，更是社会的毒。言及社会管理，我们往往着眼于宏大叙事，却忽视社会细节，甚至会对那些骗奖、骗证书、骗论文之类的事儿不以为然，总以为对于国家巨轮而言，那些东西简直可以忽略不计。殊不知，对一个个公民而言，生活就是围绕在他周围的空气，“环境”就是社会为其营造的向导，不起眼的琐细，会编织起一个个实实在在的陷阱，周遭毒素弥漫，唯有指望个体内心的坚强才能解脱，又如何避免终究有人会在有意无意间狠吸几口，跌入自己的“有毒世界”？
某种意义上讲，杜伟新的200多个证书就是200封公开的举报信，向履行管理职能的部门发出了挑战：难得有人这么大范围地把证书搜集到一起，这么多“国家级奖项”摆在那里，哪些是合法的，哪些是骗钱的；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山寨的；哪些是可以继续搞的，哪些是必须当头棒喝就地取缔的？能不能借杜伟新走到公众面前之机，廓个清清楚楚，说个明明白白？嘲笑范进不是本事，清理范进的土壤才是能耐；同样的道理，嘲笑杜伟新不是本事，清理杜伟新的土壤才是能耐。让公众免于陷入获奖痴迷的境地，也是社会管理的一份责任；我们不希望在一个言必称“文明”的时代，如此有辱文明的“文化行骗”之事躲在角角落落，野蛮生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