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之计在于春。又到了春耕时节，可不少农民却在自家地里补“补丁”。
山东省安丘市石堆镇桥上村，在一户农民的八亩多地里，左手边种上了一亩的土豆，右手边种了一亩多大姜，再往后的两亩多地里准备种花生玉米或其他作物，那片绿油油的小麦大概三亩多，就这样的一小片地被分成了好几小块，远远看上去就像打了补丁一样。今年，这种“补丁式”的地块在安丘随处可见。有专家认为：靠分散再集中形成规模，而不是靠一家一户形成规模，在定价过程中的话语权就更低，很难获得更高的价格。（4月23日央视）
安丘农民“补丁式”种田，虽为仅见于媒体的个案报道，却堪作为一个具体而微的样本，生动而不失准确地诠释了当下中国农民的迷惘和困惑——小农生产者身处全国，乃至全球农产品流通大市场风险中的情状。而所谓专家意见，则徒具临空蹈虚的美感，呈现出一种鸡同鸭讲式的隔膜和疏离。
从历史的维度看，农民多元化种植并非新生事物，而且不乏合理性因素。且不说传统农业社会中的农桑互济种植格局，就是在肇始于1980年代初的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每个农户在自家的责任田里，也是啥都种点，譬如在晋北农村，一家农户的种植品类多达十数种，如玉米、高粱、谷子、黍子、土豆、莜麦、大豆、蚕豆、油菜等等。主粮、杂粮和油料作物，无一缺席，如此庞杂的种植品类，乃商品交换欠发达时期满足自家日常生活之需使然。此外，更是“间作”“轮作”的要求，即一块田地里，最好不连续种同一种作物，“今年种豆子，明年就种谷子”，如此才能保证土壤肥力的调谐和生产的效能的最大化。
在现实的语境里，当下的中国农民面临着数千年以来从未有过的大变局。除了传统农业“靠天吃饭”受自然气候影响外，面对农产品大流通市场滋生的价格暴涨暴跌现象，承袭千年的传统农业生产的经验，显然已经无法为当下中国农民提供智力支持和应对之策，当“丰产不丰收”的吊诡际遇，一次又一次地袭来，他们显得无所适从，只好凭着朴素的生存哲学，选择“补丁式”种田。或许，他们并不知什么“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经济学原理。
显然，安丘农民“补丁式”种田的行为，正契合了经济学中的“理性人”理论，即作为经济决策的主体，都是充满理智的，既不会感情用事，也不会盲从，而是精于判断和计算，其行为是理性的。反观专家“分散生产，无法获得定价话语权”的论调，却不无自以为是的精英式武断和专顸。
因为，当下中国农业的生产模式，在绝大多数地区依然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分散性小生产，一家农户内部的“分散”与否，无碍全局的“分散”或“规模”。简而言之，即便一家农户只种一种作物，在目前的农产品流通格局中，也谈不上什么定价话语权。一味地机械套用“规模效应”，来评判“补丁式”种田的利弊，只会沦为南辕北辙的笑谈。
经济学家研究发现，如果超市一个面包的价格是1美元，那么农民只能拿6美分，不到10%。毫无疑问，破解农民，抑或农业生产如何应对市场风险难题，不能指望农户“补丁式”种田，因为这无异于任由农民在市场的风浪中随波逐流，不知所终。尽管我国从2006年就取消了农业税，并加大了对农业的财政补贴力度，但不管是从农业生产的产业特征，还是农业关乎国家命脉的战略地位出发，这都远远不够。
不妨看看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是怎样做的！美国农场的农业经营净现金收入中，政府补贴所占比例超40%；欧盟农民收入的35%以上来自政策补贴……或许，有人会说这不符合我们的国情。那么，我们能否“拿来”无追索权贷款制度呢？那就是农民以尚未收获的农产品作抵押获得贷款投入生产，农产品的目标价格由成本和合理利润构成，收获后如市场价格高于目标价格，农民按市价出售产品还本付息；收获后如市场价格低于目标价格，由政府按目标价格和市场价格之差予以差额补贴。
农民要想对付“看不见的手”的风险，离不开“看得见的手”给力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