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世界将迎来新一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机会，或者说申报热潮。身为中国文联副主席的冯骥才，还兼任文化部非遗专家部主任，亲眼见证了中国的非遗在十几年间整理到了四级（国家、省、市、县）名录7000项。但冯骥才指出，由于不良政绩观的驱动，文化遗产一旦“申遗”成功，后续的保护工作却不尽如人意，撒手不管的现象和在利益驱动下让文化变味儿的现象时有出现。
现实中，“文化遗产一旦‘申遗’成功，后续的保护工作却不尽如人意”之类的现象并不少见，因为不少地方完全以利益标准考量“申遗”，如把文化遗产开发成一个个旅游项目，还有一些遗产项目申办后急于扩容，有的甚至搞破坏性开发。且申遗之后保护费用稀缺已成普遍现象，如北京五大“世遗”修缮资金缺口曾高达上亿元、兵马俑博物馆年均仅几百万元维护费用等。
站在这样的视野下，冯骥才先生的建议——把“申遗”改为“审遗”，在笔者看来，对当下社会尤其是政府和官员来说是难得的、必要的善意提醒——地方政府对文化遗产要认真负责，不能把变味儿的粗制滥造的东西留给后代。对此，我们该如何审视？又该如何认识“申遗”改为“审遗”的可能性与合理性呢？
“申遗”改为“审遗”的背后是科学和负责意识的体现，更重要的是，若果真如此的话，很可能是一次纠偏。当“中国南方喀斯特”和开平碉楼入选世界遗产名录时，我国就有六处世界遗产被黄牌警告，尤其是“三江并流”，如果得不到有效整治，其称号很可能被吊销。联合国专家专门针对“三江并流”提出过警告：“希望中国享有世界遗产的地方政府都能从‘三江并流’中认识到，成为世界遗产更多意味着承担责任和兑现承诺，远不仅是享受旅游收益，可以随意开发那么简单。”也就是说，“申遗”改为“审遗”有着可能性与合理性，与联合国的“黄牌警告”处理方式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更何况，颇受争议的还有张家界天梯事件、泰山缆车事件、都江堰建坝事件等。面对日趋严重的遗产隐患，公众开始忧心忡忡：当一些地方争抢申报世界遗产时，是否还记得“申遗”的真正目的？那么，“最好今年国家别再‘申遗’了，也别让地方政府官员们像吃了兴奋剂一样那么折腾了。应该把‘申遗’变成‘审遗’，干脆我们审一次吧，看看哪些非遗已经没有了，是不是被毁了”的观点，在笔者看来，就是纠偏，更是对社会和后代负责的做法。
可以说，对某些地方政府来说，申报不在于保护文化遗产，而是为了追求世界文化遗产的标签以及随之而来的知名度。某些地方之所以不遗余力地拼“申遗”，并非致力于保护文化遗产，而是为了世遗标签带来的收益。在此过程中，是否真的有助于保护文化遗产，基本不在考虑范围内。正因为如此，“申遗”改为“审遗”有着明确的针对性，但要落到实处，则考验着我们对待“申遗”的真实态度。
要读懂“申遗”改为“审遗”的提醒，还要明白，“申遗”所能承载的遗产保护之重是有限的，要知道，“申遗”成功者毕竟是少数，倘若都成遗产了，所谓的遗产也就没价值了。并且，“申遗”是迫不得已的最后之举，入选并不代表这种文化本身的价值就比别的高，很有可能是因为它更亟须保护。
“申遗”热之下，审慎和冷静对待“申遗”改为“审遗”的建议，并不多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