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一天天在长大，但是没户口，他们有个中国特色的名字“黑户”。譬如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俞可平告诉记者，在中国至少有300万个无法登记的社会组织。这意味着，相比于已登记注册的45万个“合法组织”，近九成民间组织处于“非法状态”，没有名份。
虽然中国已经是市场经济，但是对于社会组织的孵化生育问题，一直执行的是计划经济政策。法国每万人拥有110个民间组织，日本是97个，美国是52个，而中国仅为3个。中国的基金会每年新增100个以上，而美国的基金会平均每天就会新增8个。在现代社会，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是政治经济发展乃至文明进步的两大“风火轮”，任何一方担的担子过重都会有碍平衡，甚至变成跛脚猫。
一方面是政府担子过重，另一方面是社会组织发育不良。结果就如相关人士的抱怨，“把应该挡的没挡在外面，不该挡的却挡在外面”。记得郭美美和卢美美之所以能够风云一时，问题就在于“应该挡的没挡在外面”，只要找一个商红会这样的“好婆婆”，或者花两百块在香港买张“杰出华商协会”的准生证，就可以在内地挂羊头卖狗肉。虽然经常被媒体讽刺为“养老院、小金库、二政府”的“养小二”机构，但照样以干爹之名舍我其谁。
而一些慈善、环保、扶贫的志愿者组织却遭遇“不应该挡的却挡在外面”。例如李连杰的壹基金，还有那个赫赫有名的“坤叔助学团队”。正如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所说，之所以“助学”不力，是因为地方主管部门对公益组织搞“有罪推定”，“一提社会组织就害怕”。事实上，2009年以来，民政部就与深圳市政府签订“部市合作协议”，鼓励深圳“探索建立社会组织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登记的制度”。实践表明，“社会组织与政府唱对台戏的情况并没有出现”。
大部分人认为中国社会组织营养不良是政府管的太多。其实不然。原因恰恰是不少地方政府奉行“不承认、不干预、不取缔”的“三不主义”。或者说，是这些部门的领导人创新社会管理的能力欠缺，因此只能躲在旧体制里坚守不出。问题是社会福利就像一家银行，储户越多、存得时间越长利息就越高，如果一直都是一个空的储蓄罐，那么遇到福岛事故或者地震这样的天灾，需要紧急支取社会力量的时候，难免手忙脚乱应对失据。
面对300万这一庞大的数字，一味“打黑”不是解决之道，应大胆探索改革与“转正”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