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学研究所原所长景天魁说，“啃老族”已从一种家庭现象演化成社会问题，建议取消“啃老族”享受各种社会福利的资格。
景天魁指出：“调查显示，中国有65%以上的家庭存在“老养小”现象，30%左右的青年基本靠父母供养”。这里没有量化指标可循；再则，“基本”靠父母供养的青年，从父母那里获得的“经济总量”，不见得必定多于其他“啃老族”。
基本靠父母供养的青年占30%左右，这个数字不可靠。这种供养状态绝大多数青年都曾经有过，但多是阶段性、暂时性的。确实有因为好逸恶劳而不就业谋生的孩子，但不愿长久依赖父母的仍占绝大多数。经济自立，不一定都出自经济理由，比如，对许多青年，这是个人尊严或耻辱感、价值感、成就感问题。
“啃老”，换个说法就叫“拼爹”。“啃老”的概念，侧重于表述经济关系，“拼爹”，则“全方位考察”，囊括所有领域的“啃老”，尤其提示上辈对下辈私授、私传“既得社会资源”的现象。改换“拼爹时代”，扭转“拼爹潮流”，这想法当然好，但“鞭策啃老族”，与实现这愿望毫不相干。
诚然，“啃老族”较多，和计划生育形成的独生子女现象有关，和家教以及个人素质有关，然而，以社会学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对此起着决定与影响作用的两个要素，即劳动与分配。
某个家庭衡量家人收入与生活是否“达标”，均不会脱离自身经济状态，对无法靠独自力量实现“正常生活”的后辈，中国家长予以“倾斜政策”，合乎人情伦理。不过，大家都希望后生混得好而无需他人扶持救助，几乎没人珍惜这种救助后辈的机遇，而是迫于现实环境，不情愿地“养小”。
大学一年需要费用约2万，毕业后薪水多为一两千元；一个小孩住幼稚园，一月上千元；病一次，数月白干；工资收入进入“中产”，一线城市买房仍不敢想；崔永元称收入过万仍觉得钱不够花，这话让远不如他的某些后生，恐怕更加喟叹。
即便是被视为“好逸恶劳”群体中的部分青年，其“无所事事”也与劳动尊严、劳动收入的不佳状态有关。务正业，既不能让他们提升经济地位，又不能为他们带来尊严，这样，流血流汗的劳动，自然被“已得温饱者”不屑一顾。
此话题必会联系到房价。土地财政和各环节的税费，啃了农民啃市民，啃了上代啃下代，部分幸运的青年只好“转啃”家里老一辈。“市场分配”和“二次分配”方面出了问题，社会之“重大比例关系”失衡，于是，小家庭中的“二次分配”只得出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