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酝酿三年的《工资条例》出台时间再次被押后。舆论对此普遍表示失望，许多论者吁求《工资条例》尽早出台，不能再拖下去。
就像一位得遍访杏林、久治不愈的病人，依稀间看到了“药方”，结果却不能用来抓药，难免急躁、恼火……假如《工资条例》真是一个济世良方，按方抓药，职工工资增长缓慢等诸多病症全都药到病除，那当然越早越好，一天也耽搁不得，可事实会是这样吗？
《工资条例》之核心内容无非有三：工资增长保障机制、同工同酬制度和工资集体协商机制。无论哪一条，都非常棘手，甚至无从下手。工资增长保障机制，要在五年内翻番，“饼”画得很圆，可谁来埋单？国企职工或许好些，非公有制企业职工咋办？政府没有理由埋单，中小企业买不起单，工资增长岂非缘木求鱼？
同工不同酬，是一个极不公平又习以为常的问题，广泛存在。其中最明显和集中的领域是劳务派遣用工，全国总工会的一份报告称，全国劳务派遣人员总数达6000多万。想想这个基数，就明了要改变这个现状有多么的不容易。工资协商，更牵涉到职工的经济、政治权利，甚至部分超出了《工资条例》可以规范的范畴。
在“桩柱”都没打牢的情形下，就急着浇梁砌砖赶工期，这楼能住人吗？凡事讲求天时地利人和，未到瓜熟蒂落，勉强推出《工资条例》有何意义？“早产”的婴儿，百病缠身，上不足约束企业，下不足保障职工，这样的“条例”非但不能帮忙，恐怕还会添乱。就像过往出台的某些条例，矛盾百出，争议不休，其严肃性荡然无存。
与其匆匆“剖腹”一个徒具观赏性，缺乏可行性、可操作性的条例，不如暂时“难产”，让条例所涉及的利益主体进行充分的博弈，政府、企业、职工都摆出自己的困难，争取自己的权益，而不仅仅强调某一方的权益。各方在协商中让步，在让步中求同，最终使出台的《工资条例》最大程度体现博弈的结果。退一步说，《工资条例》只是职工权益保障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职工收入能否增长，更有许多非法规因素，如经济环境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