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情人士表示，由于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各部门难以达成一致，《工资条例》出台时间再次被押后，至少在今年年内很难出台。据称，在《工资条例》的草案中，最低工资以及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等规定，遭到了来自全国工商联等部门的反对。此外，《工资条例》中有关“同工同酬”的规定，也没有找到令国企和相关部门满意的解决方案。（8月22日济南日报）

　　事实上，“工资条例”的价值显而易见。当前，劳动力与资本相比处于绝对弱势地位，缺乏必要的话语权，而工会等维权组织在现实中的“功能虚设”，又加剧了劳资地位的不平等。如此，都需要一个法律文本的刚性规范，以此来着力解决一线职工工资偏低、工资增长缓慢、底层工人被欠薪等长期痼疾，同时推动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工资协商机制。

　　但毋庸讳言，因为“工资条例”保障大多数普通劳动者的权利，对资本利益构成了一定的“冲击”，也为部门管理带来一定的管理风险，引起“国企和相关部门”的强烈反对，也在意料之中。底层劳动者不仅在权利博弈中缺乏话语权，但权利保障的立法层面上同样也缺乏话语权，在处于强势地位的“既得利益者”的“干扰”下，工资条例“难产”就成为一种必然的结果。

　　时下问题的关键在于——通过制度路径增强普通劳动者在权利博弈中的话语权，这是工资条例存在的“要义”之一，但这样的法律完本的设计和制定，其成败利弊的“裁判权”却只掌握在“有关部门和企业”手里，“有关部门和企业”反对就陷入僵局、不满意就开始“难产”，而另一个庞大的权利主体对此则只能“保持沉默”，这种话语权的吊诡性不对等着实令人叹息。

　　在现代社会，制度是保护弱势者利益和社会公平公正的最可靠防线，然而，当弱势者权利保护性制度的话语权全部掌控在强势者手中，其“难产”甚至是“流产”都在所难免。而纵然是勉强出台，也容易异化。因此，建议难产中的“工资条例”听一听普通劳动者群体和社会各界的建议与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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