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每个人都会或多或少地感受到生命的脆弱。因为脆弱，那些素不相识的人选择了抱团取暖；因为脆弱，那些曾为琐事争执的家人懂得了相濡以沫；也因为脆弱，整个社会都会对公民精神在灾难中迸发的力量充满感激。这正如恩格斯所说，“一个聪明的民族，从灾难和错误中学到的东西会比平时多很多。”
灾难面前，我们的社会从来不缺公民精神。动车追尾事故中，那些成功脱险又折回车厢救人的乘客是可敬的公民，那些连夜排队献血的温州市民是温情的公民，那些驱车到现场义务运送伤员的司机是无私的公民，就连那些不停转发寻人信息的微博网友也都是我们身边亲切的公民。由此回想长江洪灾、汶川大地震、王家岭矿难救援、舟曲泥石流灾难等，每一次都让我们感受到社会大爱的涌动，也让我们见证公民力量的爆发。
我们欣慰这些年公民精神、公民意识的成长。但不得不说的是，灾难时刻勃发的公民精神，往往也随着灾难的告一段落而迅速衰减；在寻常年月的寻常生活中，公民精神表现得却还很弱，有时甚至处于深度睡眠状态。正如一些人所抱怨的那样，如今的世道，人与人之间缺乏基本的信任关系，一些人对别人的事漠不关心，网络上蛰伏着各种喜欢起哄的麻木看客……
所以，温州动车追尾事故之后，如何让公民精神之灯常亮，如何让其延续下去、坚挺下去，“常态化”下去，是一个社会课题。
没人对公共事务天然冷漠，日常生活中公民精神的缺失，或许是社会急剧变化的转型期不可避免的一种现象，而之所以出现上述种种问题，主要原因至少有两个：一是信任机制的普遍缺失，让公众不敢轻易释放人性中的善；另一个是因为缺乏制度化的参与途径，公民时常会觉得自己只是公共事务的“局外人”。
客观地讲，至少在目前，我们制度化的公共事务参与渠道相对还比较“狭窄”，有待拓宽。而一些本来被民众寄予厚望的参与渠道、参与方式，在行进中也有变形走样之虞。比如价格听证会制度，原本是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重要途径，但频频出现的各种“猫腻”，一再打击了公众的参与热情和信任感，好制度也没有起到好效果——今年６月，东莞物价局准备举办水价调价听证会，竟然无人报名，舆论一时哗然。
这些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挫伤了民众参与的积极性，也是对公民精神的抑制甚至扼杀。所以，我们有必要对症下药，从多方面多途径培育和弘扬公民精神。
只有通过机制建设，真心实意地拓宽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渠道，倾听民众的呼声，采纳民众的意见，呵护民众的参与热情，公民才不会觉得自己只是公共事务的“局外人”，才能鼓励和激发公民的参与意识，才能唤醒公民意识、公民精神。只有公民精神常态化，公民的善、公民的爱才能时时刻刻都如春潮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