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日，卫生部修订的《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实施，一些人对此寄予厚望。然而，记者调查发现，曾于1995年就率先于全国出台《公共场所禁止吸烟暂行条例》的广东珠海市，在公共场所禁烟执法方面一直处境尴尬。迄今为止，珠海市15年内仅开过两张“禁烟罚单”，每单20元。（5月12日《广州日报》）
值得一提的是，这“唯二”的禁烟罚单，还是1996年珠海版“禁烟条例”实施后多部门第一次上街联合执法时开出的，当时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宣传《条例》的实施。禁烟法规因难以执行而趋于空置，这或许表明，公众应该降低对“立法控烟”的预期，有关部门对禁烟的思路也应该有所调整。
今年年初，中国疾控中心等多部门联合发布的一份评估报告显示，依照国际社会《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控制指标，中国控烟履约的绩效综合得分仅为37.3分。尴尬的“成绩单”，反证了目前控烟思路存在的问题——从有关部门目前的表现来看，通过“严刑峻法”从烟民手中“抢”走香烟，被认为是最有震慑力的举措。
但我认为，吸烟行为自16世纪传入中国，历经数百年的传承和衍进，早就不再是单纯的个人选择，而已经成为世俗文化的一部分。吸烟主要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问题，要解决这种不良的生活方式形成的负面效应，借助社会的力量可能比法律法规更管用。
从中国3亿多烟民的规模来看，尽管吸烟这种生活方式有着显而易见的危害，但吸烟文化的社会心理基础却相当顽固。如果不改变公众尤其是3亿多烟民的认知，通过公民行动在全社会形成共识，凡事都寄望于出台细之又细的法律法规，不仅执行效果未必理想，还容易让公众给公共政策贴上“懒政”的标签。
通过公民行动推进禁烟工作，台湾地区的实践堪称典范。自上世纪80年代起，台湾地区就常年活跃着许多专职推动禁烟反的非政府组织，许多政治人物、演艺人员、体育明星、文化界名人也都被网罗成为禁烟团体的义工，他们不仅在媒体和公开场合倡导禁烟，还经常在学校对青少年展开教化工作。很明显，与冷冰冰硬邦邦的法律条文相比，这种贴近公众生活的公民宣讲行动，在情理上更能得到烟民和普通大众的认同，有助于在全社会形成禁烟的共识，让“吸烟有害健康，不在公共场所吸烟”成为公序良俗的一部分。
呼吁更多地借助社会力量来解决吸烟这一社会问题，还因为烟草行业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关系，决定了政府层面的治理举措可能被打折扣。我国目前各地几乎都有烟草企业，它们往往都是地方财政的纳税大户与重要支柱，这或许正是我国禁烟工作举步维艰的重要内因。
当然，我并不是说必要的时候通过适当的法律法规促进控烟工作不对，而是希望当前控烟工作的思路应该有所调整，更多地借助社会力量和公民行动来培养共识。只有公众对公共场所禁烟的必要性有了充分的认识，对相关法规的执行力有了更多的信心，珠海版“禁烟条例”的今天才不至于成为全国版“禁烟令”的明天。（汤嘉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