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宏观经济节节走低之际，民营企业的负面新闻占据了上周诸多媒体版面。例如山西煤矿民企振富集团因民间借贷纠纷官司缠身，掀开了山西煤老板们危机四伏的财务状况，煤炭行情惨淡、银行贷款困难使得他们只能依靠高利贷来发展。又如近日，杭州地区600家知名民营企业联名上书向浙江政府紧急求助，恳请帮助它们渡过因银行催贷、抽贷而面临的难关，这一事件的导火索，则是两大当地民企中江控股和天煜建设涉嫌非法集资东窗事发，而这些案发企业和浙江多家企业有着信贷担保关系，银行担忧坏账开始催收贷款，最终导致一场多米诺骨牌式的资金链风暴。
当然，“幸运”的民企也不是没有。江西最大民企赛维LDK濒临债务违约，截至2011年末其负债总额高达302亿。近日，江西新余政府打算用财政资金为赛维的一笔信托贷款兜底。消息一出，引发了“政府是否应该替民营企业偿还债务”的热议。
上述几则新闻观之，感触之一就是：对于民营企业，地方政府要么支持太少未发挥服务功效，要么支持太多跨越了职责界限。
当然，像赛维这样的“幸运儿”是少数。如身陷财务危机的山西煤老板们。据报道，山西煤改后，保留下来的少数民营煤企要想不被国企收购，就需并购其他矿井扩大规模，为此要掏的真金白银，甚至数倍于国企收购的价格。由于银行贷款又十分困难，煤老板们只得将目光投向民间高利贷，由此陷入资金黑洞。山西的煤炭行业如此，杭州一带的民企也是如此，上海的钢贸商也不例外——由于钢市萧条、银行信贷收紧，也只能求助于高利贷。
遗憾的是，目前部分地方政府，不仅不想办法扶持民营经济，反而变着法子“创收”——例如甘肃某地6月份突击征税2亿多元。
而药不对症也是民企困境持续的原因之一。在经济下行时，中央政府启动了调息降准等金融工具，然而从中获益的更多是能够向银行借到钱的国企，借不到钱的民企受惠并不多。减税是解决经济“毛细血管”民企问题的切实手段，在推行结构性减税之际，政府有关部门还需要向民营企业传递有效市场信息，提示企业盲目扩张的风险，帮助企业解决融资难问题。
同时还需看到，民企困境也是相关企业为自身粗放式发展、潜规则横行所付出的代价。上述民企，除了高利贷，多涉及关联公司互为担保从银行获取贷款，不论浙江600家紧急上书求助政府的民企还是上海的钢贸商，都采取了同样的手段——正是这些违规操作，让一环出了问题，就波及一串；也让民企未来在银行的信誉更差，贷款更难，从而陷入恶性循环。如何在发展中更规范、更诚信，这也是民营企业自身需要正视、反省的问题。（抒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