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9年全国边防会议正式提出对口支援政策以来，对口支援作为中国特殊的政策发展已有三十多年。在此期间，中央政府通过出台多项对口支援政策缩小比较发达与欠发达地区间和民族间的发展差距，推动边疆地区各领域的全面发展，进而维护受援地的社会秩序，增进民族凝聚与团结。

　　最初，对口支援多是物力支援民族地区的单一支援形式，随着支援领域和范围的扩大，形成了多领域、多形式、多内容的立体支援模式。纵观我国三十多年的对口支援政策，主要有平行型对口支援，即依据我国行政区划层级对应的支援；交叉型对口支援，即跨层级、“多对一”的横向与斜向融合交叉的支援模式；专门领域型对口支援，即依据教育、医疗等专业领域进行对口支援三种形式。

　　“六次座谈会的变与不变”

　　具体到我国对口援藏工作中，从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以来，这片土地逐渐从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进入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50年来为了推进西藏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中央政府绞尽脑汁想办法帮助其实现发展，先后六次召开西藏工作座谈会商讨其发展道路，足见西藏自治区在我国稳固边疆大战略中的重要意义。

　　从时间上看，这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并没有什么规律，短则4年，长则10年。1980年召开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其意义在于提出要发展西藏经济，使西藏实现了工作重心的转移。1984年，中央书记处召开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定了43项援藏工程，标志着全国性援藏工程拉开序幕。1994年，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做出了中央各部门和15省市“对口援藏、分片负责、定期轮换”的重大决策，是我国对口支援政策的一次伟大实践。2001年，中央召开了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在经济和社会两个领域提出了发展要求：经济从加快发展到跨越式发展，社会稳定从局部稳定到长治久安。2010年，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打破了传统省域发展的局限，要求实现“大藏区”的发展，要求四川、云南、甘肃、青海4省要把本省藏区工作摆到重要议事日程，同时加大政策支持力度，确保4省藏区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今年8月25日至26日，中央召开了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党的治藏方略“六个必须”，以及“依法治藏、富民兴藏、长期建藏、凝聚人心、夯实基础”等西藏工作重要原则。

　　六次座谈会，变化在于侧重点各不相同，中央政府治理西藏的实践经验在不断积累，越来越契合西藏的实际情况和发展要求；不变在于，坚持促进西藏经济社会发展不会变，坚持开展反分裂斗争、维护边疆地区稳定不会变。

　　“对口援藏如何做到长期富民”

　　自1994年第三次中央西藏工作座谈会正式确立对口援藏机制以来，项目援藏、资金援藏和人才援藏是其最主要的形式。据统计，1994-2010年，对口支援西藏的18个省市和17家中央企业累计建设大型援助项目4393个，资金总规模达到133亿元。1994年到2014年，这二十年间参与援藏工作的18个省市、60多个中央和国家机关部委、17家中央企业先后选派了7批5965名优秀干部人才。这一政策给西藏带来的利益不言而喻，也成为了西藏经济社会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推动力量。但是，在20年的发展进程中，这一政策的背后也存在着诸多矛盾问题，从长远来看不利于西藏的长期发展。

　　援藏干部要消除临时性、随意性的不良心理。长期以来，各对口支援省市并未建立起成熟稳定的人才、干部支援方案、选派机制及管理机制。选派干部往往具有主观性和临时性，将对口支援只作为选拔干部之前的必备锻炼期和观察期，这就会出现支援方选派的支援人员并不符合受援方实际要求的现象，造成支援人员在受援地未能完全发挥应有的效果，造成支援人员的流动性较大，不利于受援地的发展。另外，因为缺乏对口支援法律制度的规定而出现随意性的干部选拔，这样会让少数不具备相应的政治素质、业务水平、个人修养和管理水平的干部被选派到支援地开展干部支援工作，而且缺乏对支援干部的监督和约束，稍有管理不慎，甚至会出现贪污腐败行为，让受援地雪上加霜。

　　援藏项目要适应受援地的实际情况和风俗习惯。西藏是一个农牧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省区，农牧民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近80%，农牧民的民生问题十分突出，民生与民心相连，将对口援藏资金和项目更多地向基层倾斜，对于稳定民心具有极其重要的积极作用。实施对口援藏以来，援助方入藏后，多数情况下考察到的是城镇的道路、公共交通、能源等公共基础设施和市政工程建设的落后，而未能充分了解当地的具体需求，在有限的援藏周期内，“政绩工程”“面子工程”最容易凸显援藏的效果，往往极易受到青睐。即使是民生项目，例如修建学校、医院等，在设计建设中也往往忽视了当地的民族宗教风俗习惯，仅仅将内地经验照搬到西藏，很难融入当地文化和居民生活。

　　受援地方要摒除“等、靠、要”的态度。自1984年中央实施各省市对口援藏“43项工程”以来，西藏并没有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方式，“输血机制”远远还没有转化为“造血机制”。许多援建项目存活率低下，社会福利性的项目、基础建设项目需要财政持续供养，经营性的项目也需要依靠进一步的投资来维持，这样就会出现项目投资越大，后期维持费用越高的恶性循环，这一方面是由于援建项目缺乏前期调研，没有做好风险评估和长期打算；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长期的援助政策使得当地政府产生了“等、靠、要”的依赖心理，不具备激励自身发展的能力和运行机制，而且作为较为敏感的少数民族地区，当地官员更多的是把维稳当作工作重心，而经济发展则成为了援助省市的工作考核指标，这本身就存在一定的缺位错位现象。

　　“精准援藏实为良策”

　　中国的对口支援政策实施已有30余载，这一政策从国家发展的宏观层面来看并无较大问题，可是从微观层面的具体实施来看，中央对地方以及地方对地方的支援一直是一种较为线性支援方式，各支援方没有根据自身地理、经济、人才、产业等特征孕育出独特的对口支援项目，导致支援的效果没有达到预期。因此，从长远来看，对口支援应由线性的粗放支援转化为立体的精准支援，尤其注重和受援地的沟通交流，善于发现和发挥受援地的本地优势，实现多层次的有机融合，最大化的发挥精准支援的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