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京报报道，26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要求严厉查处一些地方在简政放权中“玩花样”，“我听到反映，某个地方本来群众办一项手续需要到现场，交100元手续费。现在改革以后，人不用来了，直接发电子邮件，网上办理，但收费一下从100元涨到了500元。简直是匪夷所思！”

　　毫无疑问，简政放权改革的目的之一是让办事群众少跑路、省钱，可没想到，有地方改革之后的办事费用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5倍。按理说，改革之后在网上办理，行政成本降低了，民众应更省钱，可他们却花钱更多。

　　两年多来，国务院相继取消和下放了80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改革决心有目共睹。很多地方取消和下放的审批事项数量更多。然而，种种迹象显示，一些地方的简政放权有“数量”无“质量”，表面上看数量可观，实际上民众和企业没有享受到改革实惠，总理所说的上述问题就是典型例子。

　　简政放权之所以“越简越贵”，本质上其实就是改革措施落实过程中“走样”。《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明确指出，取消不合法不合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项目，降低收费标准。但一些地方却没严格落实改革方案要求，仍秉持着“收费型政府”的惯性，通过乱收费增加财政收入，这无异于顶风违规。

　　这种现象的存在表明，在一些地方，对相关改革的检查、评价、监督体系还不完善。在改革过程中，虽然从中央到地方都派出了督察组以发现、整改问题，但仍有很多问题反映到总理跟前，某些地方仍存在扭曲改革、损害民众利益的现象。

　　简政放权改革后，一些地方除存在乱收费之外，还有不少其他的“花样”，如审批事项只是换了个“马甲”，从明的转成了暗的、从上面转到了下面、从政府转到与政府有关的“红顶中介”，审批服务中的各种“要件”、程序、环节等还是关卡林立。这也让行政审批项目在一些地方呈现出“批发式减少，零售式增加”的局面。可见，简政放权存在的问题不仅是“越简越贵”，还有“越简越卡”。

　　种种问题表明，简政放权因触及“吃拿卡要”的既得利益形成的阻力，必然会以“软抵制”或明违背的形式体现。在此情境下，有必要细化每一项改革措施，比如涉及收费的项目要坚决控制收费标准。

　　另外就是，地方长官也应该有推进“简政放权改革”守土有责的意识，不能总是靠来自中央的督察，而对基层一些花招视而不见。我国反腐、安全生产等领域，都实行了“第一责任人制”，即地方主要党政领导为“第一责任人”，以鞭策地方党政“一把手”切实履职。而简政放权领域，也不妨引进“第一责任人制”。

　　而当这些都被置于制度化通道内得到梳理，相关改革落地，方可避免对“自上而下”推动的依赖，也能尽可能在落实过程中，规避善政跑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