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汉市汉阳区黄金口工业园一路口，路边一工地门前挂了一串汽车牌，有十几副。几名工人说：“100元一副，交钱就可领走。”73岁的李爹爹说，这些车牌都是前几天下大雨被冲走后他在齐腰深的污水中摸回来的。对于卖车牌之举，有人认为这是趁火打劫，也有人报以理解，“适当报酬是一种肯定”。

　　捞车牌卖不是第一次出现，也不止一次引发争议。作为置身其外的旁观者，褒贬是个人权利，但由于不是当事人，很容易流于不痛不痒。如果还原当时的情境，我们置身其中，又会作何选择？如果我是车主，有人帮我捞了车牌，也许不等对方要价，我会主动给点报酬；如果我是捞车牌者，碰到车主来找，也许主动奉上，不会好意思要钱。

　　这是一个人的道德观，这种价值取向不能涵盖所有人，更不能强加在所有人身上。有人愿意在深水中捞车牌，并且想要点报酬，只要不违法，就没什么要紧的。如果做得较为得体，让车主感觉不唐突，也是一件挺美好的事。同时，如果车主心安理得拿回车牌，不感谢一番，也说不过去。基于此，这事是道德考题，也是为人处世的现实命题。中国人讲究分寸，无论捞车牌者还是车主，只要把握住分寸，即可皆大欢喜。

　　每逢此类事件曝光，总有人拿出“子贡赎人”的古老案例：战国时期，鲁国政府规定，凡有人赎回流落异乡的奴隶同胞，国家给予赏金若干。子贡做了好事，却放弃领赏，受到孔子批评。因为放弃领赏，意味着绑架了道德，让那些领取赏金的人难堪，长此以往，反而没人愿意再做这样的好事，鲁国政府这项仁政就遭到实质上的废弃，反而不利于鲁国人民。

　　哪怕放在今天，孔子的见解也有现实的价值。也许若干年后，国人的道德素养极大提高，人人超脱了个人私利，完全成为道德人，那时自会推翻孔子的道德观。但是，这一天毕竟遥远，我们既然不能道德大跃进，为何不能承认当下的私利诉求呢？

　　更重要的是，在探讨个人私利的同时，有一个问题同样不能忽略：为什么车牌如此不禁泡，仿佛一见水就脱落，这又是怎么回事？如果忽略了这个场外因素，而单纯谴责场内人，至少不那么公允。

　　许多时候我们太容易激愤，太容易表明立场，也太容易论出是非，而现实的复杂在于很多问题并不是非此即彼。捞车牌卖即是如此。如果只是把它当成道德考题，或许就会贴标签，在你来我往的道德口水中不了了之。置身其中，我该怎么做？我能做什么？站得更高一些又该追问什么？每个人不妨虚拟场景，自问自答。（王石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