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红顶”二字也能看出，那些“红顶中介”得以招摇过市的资本就是背后的权力撑腰，所以关键还在于限权，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

　　清除“红顶中介”的呼声近来越来越响。4月底，国办印发通知要求全面清理“红顶中介”，整治中介服务乱象。而据《中国经济周刊》统计，半年来，李克强总理5次提及整治“红顶中介”问题。有地方官员反映，在他们的“跑部”经验中，一些部委审批部门下的“红顶中介”帮跑项目收取百万“咨询服务费”。

　　“拿政府的鞭子，坐行业的轿子，收企业的票子”……“红顶中介”之乱由来已久。眼下基于种种原因，它又被高度关注。这原因既包括简政放权释放改革效应的大背景，也因“红顶中介”的存在严重阻遏了改革的落实，甚至成为蚕食、对冲改革红利的“寄生虫”。

　　自中央推行简政放权改革以来，很多行业行政审批门槛越来越低，但评估、鉴证等中介事项却在增多，许多“红顶中介”“二政府”承接起了已取消的审批权，并借机牟利。有些“红顶中介”还作为权钱交易的媒介直接行贿或居中介绍，成了腐败参与者。

　　正因如此，清理“红顶中介”成了今年从上至下的重要改革任务。而从“红顶”二字也能看出，那些“红顶中介”得以招摇过市的资本就是背后的权力撑腰，所以要对其清理，还得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既不能容其将“有形的手”伸到市场上来，也不能允许其阳奉阴违，将前门“简”下来的审批事项倒手转给“红顶中介”。

　　虑及“红顶中介”已成一些部门的提款机，指望一些部门主动割肉，并不现实。这就需要对落实“政社分开”进行更明细的制度督促：国办曾明确，2015年基本完成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构的脱钩。这种脱钩，必须实行台账式管理，要将那些官办、半官办色彩的协会商会都纳入治理清单中，在人事编制、财务资产等方面脱离关系。像环保部已于今年3月下旬出台了《全国环保系统环评机构脱钩工作方案》，其他部委也理应跟进动起来。

　　事实上，有些中介形式上实现了市场化，但仍未去“红顶”，只是将行政审批权限隐性化。这就需要既以明文规章增强行政事项、中介服务的透明度，也扩大公众参与，尤其是疏通企业、个人的申诉反馈渠道，以打通审批改革的“中梗阻”。

　　清理“红顶”是个角色切割的过程，也要伴以对社会组织的培育，对中介服务的加快完善。政府部门该做的，是为发展公开透明、有序竞争的中介服务市场提供环境，借助其打通审批改革的“最后一公里”。据报道，广东惠州、云南曲靖都采取了“中介超市”的做法，在曲靖，120多家中介机构入驻该“超市”集中办公、同步服务，人们来这儿办事可货看三家；在惠州，面向全国招募800多家中介机构集中进驻政府行政服务中心一楼，这可资其他地方借鉴。

　　说到底，整治“红顶中介”的根本，不在清除了多少中介服务事项，而在于在放权中限权。在此也建议，有关主管部门会同监察机关重点审查部委、部门审批权转移后的组织活动、账目流转情况；而各地方、部门也尽快研究设计出脱钩的细化方案，倒逼“红顶中介”脱帽加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