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北京市启动“非机动车行人交通秩序专项整治”行动，对行人闯红灯行为处以10元罚款。近期，有媒体对其效果作了调查，结果是，七成受访者称变化不大，倒是交通协管员开始“妥协”：黄灯亮时就主动放行了。说是调查，不如说是“验证”；这一结果，其实在预料之中。毕竟，国人对自家的传统和现实语境最知根知底。

　　“根底”是什么？我们当然可以埋怨红绿灯设置不合理、车道与人行道没有分开等客观因素，但是，这种埋怨其实在深层次也隐藏着我们不肯严于律己、疏于自省的素质问题——我们每个人都做过“行人”，都知道，即便在“标准”条件下，很多人还是会免不了闯一闯红灯。

　　闯红灯的确与国民素质相关。素质关乎习惯，习惯要从娃娃抓起。客观地说，起码在城市，“养成教育”已经初见成效。父母闯红灯，制止他们的往往是牵在手心的孩子。开明的父母可能就此红灯停住脚步，而糊涂的或者有急事的父母，则会埋怨：这孩子，忒老实。“老实”在当代往往是无用的代名词。

　　当孩子不断接受着社会观念的塑造，又目睹着一拨又一拨面对红灯扬长过街的成人，好的习惯得不到褒奖，长此以往，也便泯然众人。说到底，律己不严而从众的传统，使全民素质提高的努力事倍功半。

　　克服普遍的惰性和习惯，有赖于外力强制。但当闯红灯罚10元已经被视为“动真格”时，聪明而世故的国人，已经看出管理者“技止此尔”的犹疑。民众其实不关心法规本身，只关注政府执行法规的决心。酒驾似乎难以制止，一旦“入刑”，也就整体上刹住了。相反的例子则是限烟令、限塑令，迄今收效甚微，它们又反向强化了闯红灯者的“中国经验”：规定嘛，就那么回事。

　　民众敢闯红灯，大多抱着“你不敢撞我”的假设。那么，如果政府痛下决心呢？比如，就像激愤的网友们讲的，对因闯红灯而引发的交通事故，严格依法追究所属责任。有意味的是，若干年前某省会城市曾经试行过被民众简称为“撞死白撞”的交通法规，结果，第一位因横穿马路被撞死的是一位大学教授。一时舆论四起，闹得不可开交，最后该规定不了了之。因此，法治之难，可以知之。而深知其底细的民众，也就大可以一再呼朋引伴，对着红灯扬长过街了。

　　因此，问题是：治理闯红灯如何面对这样的“中国经验”？（刘志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