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的速度固然重要，但前提是保证立法质量。立法引领改革，不仅要注重解决法律有没有的问题，还要切实解决法律适不适应、管不管用的问题。

　　在十二届人大二次会议首次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傅莹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一个很重要的职责，是要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法治保障。用立法引领改革，该制定法律的就制定法律，该修订法律的就修订法律，该废止的就废止。要让重大改革都于法有据，使改革在法治的轨道上顺利地向前推进。

　　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此前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全国人大作为立法机关，无疑重担在肩，而用立法引领改革，不外乎两个方面，即“破旧”和“立新”。

　　一方面，要将法律的清理修改工作再提速。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的法律已难以适应形势发展的变化，有的法律是不同时期制定的，存在衔接不畅的问题，还有的法律规定较为原则，操作性不强，迫切需要对现有法律的制度设计和实施状况进行评估，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相应的完善，该修改的修改，该废止的废止，以免阻碍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傅莹提到的行政诉讼法就是一个典型。该法脱胎于计划经济时代，已很难适应当下需要。在制度设计上，该法规定的受案范围过于狭窄，使很多侵害民众权益的行为无法纳入司法审查范围；起诉门槛过高，客观上导致了公民告状难；对行政权力规制不够，导致了行政机关不愿当被告、不积极履行应诉职责、漠视法院司法权威等情形一直是行政审判自身难以克服的“顽疾”。从实施效果上看，行政诉讼立法上的弊端集中体现为受案数畸低、行政机关败诉率低、行政案件服判息诉率低，而申诉上访率居高不下。所有这些问题都必须在立法上加以完善和应对。

　　另一方面，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立法机关要有时不待我的紧迫感，并有所作为，才能真正实现让改革于法有据。

　　例如在公权的约束上，除了要修改许多法律以外，还需要加快许多法律的立法进程，使对权力的规制更加周延。比如，为落实税收法定原则，需要对税收设定主体和征收条件重新厘清法律界限；为改进轻微违法行为的教育矫治效果，需要加快修订社区矫正法；为全方位使政府权力运行规范化、透明化、责任化，必须加快行政程序法的立法进程等等。

　　可以看到，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立法机关明显加快了立法进程，不仅修改了大量与市场经济发展、政府职能转变相关的诸如《公司法》、《证券法》等一系列法律，还有重点、有针对性地开展行政诉讼法、环境保护法、预算法等涉及重大利益和权力格局调整的立法论证工作。

　　当然，立法的速度固然重要，但前提是保证立法质量。立法引领改革，不仅要注重解决法律有没有的问题，还要切实解决法律适不适应、管不管用的问题。为此，既要完善法律草案征求意见和公众意见采纳反馈机制，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又要充分发挥人大和人大代表自身的主体作用，切实解决社会反映强烈的立法部门化、利益化的突出问题。如此才能制定出高质量、管用的法律，为改革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