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近日获悉，今年7月，最高法院答复全国人大代表孙晓梅关于废除嫖宿幼女罪的建议时，明确表示完全赞成废除嫖宿幼女罪，认为以嫖宿幼女罪定罪量刑，虽然对被告人进行了处罚，但也认可了幼女“卖淫女”的身份，这一标签是对幼女的极大侮辱。

　　从这份答复看，最高法院谨守了审判权边界。一方面，明确表示赞成并希望推动废除嫖宿幼女罪;另一方面，在现行法框架下也承认并声称要进一步规范嫖宿幼女罪的适用。今年10月24日发布的《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规定，以金钱财物等方式引诱幼女与自己发生性关系的，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幼女被他人强迫卖淫而仍与其发生性关系的，均以强奸罪论处。这被不少法律界人士解读为“冻结嫖宿幼女罪意图明显”。

　　有意思的是，全国人大法工委在答复孙晓梅的建议时，给出了与最高法院相反的意见。全国人大法工委称，“简单取消嫖宿幼女罪，恢复到1991年《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规定的按照强奸罪处理的做法，可能并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在全国人大法工委看来，“目前主要问题出现在执法环节，法律适用错误导致一部分明显属于强奸性质的案件，被作为嫖宿幼女罪处理……”执法中的问题当在执法中解决，全国人大法工委因此建议，“进一步明确法律适用的界限，并加强法律监督，保证严格执法”。

　　围绕嫖宿幼女罪的存废之争，司法机关认为这是“立法问题”，立法机构认为这是“执法问题”。公权力之间这种针锋相对的争论能公开，并不多见。在民主立法日益推进的今天，这种公开又属必须。嫖宿幼女罪的存废之争由来已久，“两会”上的相关建议、议案、提案亦不少见。但多年来，修法毫无进展，个中原因无从得知。

　　在立法日益开放，公民参与立法谓为潮流的今天，嫖宿幼女罪的存废也需要公开博弈。显然，全国人大法工委的答复没有解释，为何取消嫖宿幼女罪“不利于问题的解决”。至于“嫖宿幼女罪”被列入刑法“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立法的出发点显而易见是社会管理，而不是基于保障人权。建言废除“嫖宿幼女罪”，也不是要简单地一废了之，而是让“嫖宿幼女”(实为强奸)首先回归到侵害公民人身权的类罪中来。这点亦为最高法院的答复所强调，但全国人大法工委则对此未置可否。

　　不抛弃将受害幼女等同于卖淫女的歧视性思维，就不可能有科学立法。嫖宿幼女罪的存与废需要公开博弈，也亟待修法论辩的进一步深入。公权力之间的“掐架”有时并非坏事，充分、有效的辩论才是科学立法的必由之路。（王云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