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市去年6月份推行公务车辆改革，正处级干部每月可领交通补贴3100元，为当时全国最高。而最近有网友在微博上爆料：西安经发集团的车补最高每个月5300元，而2013年西安市最低工资标准为1150元，只是车补一项就是全市最低工资标准的近5倍。（12月4日《京华时报》）

　　取消公车后，适度发放车补是应当的。但车补如何发和发多少，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参照物，假如参照物找错了，就会偏离车改的方向，改变车改的性质，甚至把车改演变成福利分发。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公车消费不是福利，而是出于工作需要的一种花费。因此公车改革不是利益调整，而是工作方式的转变。有了这样的认识，那么在定位车补时，就不会以过去的公车开支作为参考，而是根据实际工作需要来设计，也就是说，车补的多少，只能以岗位需要作为参照物，保证按实际办事需要支出。

　　这家企业的车补之所以高得离谱，正是因为他们找错了参照物。该公司副总经理邢创利向记者算了一笔账，原来一要买车，二要配司机，还得加油和维修，车改后实际节约了不少成本。此回应的言外之意是，只要比原来节约，就可以认为车改是成功的，发放高额车补也无可厚非。

　　问题是，比原来节约就可发放高得离谱的车补吗？那岂不是把过去的浪费公然瓜分？假如这一逻辑能够成立，那么减少其他三公消费也同样可以用作干部的生活补贴，只要比过去节约就没问题。同样道理，其他任何一种改革所获得的成果，只要留下一部分作为成绩，其余的都可以用在其他地方。

　　比原来节约、比过去改善，这样的思想不仅在车改方面有体现，在其他一些领域也同样比较常见。比如治理公款吃喝和环境污染等方面，就有人相比过去已有较大改善，从而觉得进步了、成功了，步子可以放慢些、要求可以放低些了，这同样是不把规章制度和群众的要求作为参照，其结果是变革之路漫长得难以走到头，甚至出现大丑掩盖小丑、大恶掩盖小恶的现象，只要有更坏的现象存在，自己就心安理得，只要自己不垫底，就不想加快步伐。

　　回到公车改革上，取消公车不仅仅为了节约开支，更是改变职能和提高效率的重要手段。即使节约了成本，也不能仅凭这一点就认作改革到位。假如5倍于最低基本工资的车补装进了干部的口袋，它所营造的不公或许更甚于公车私用。因此我们不能让“比原来节约”成为借口，使公车私用演变成货币福利，车改兜了一圈还是回到了原点。(罗志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