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原广州市公安局人事处处长陈伟才辞职担任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之后，昨日媒体报道，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南沙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孙雷此前也已辞职从商，出任浙江传化集团下属的杭州传化科技城有限公司总裁。

　　在万人争考公务员的当下，这两位已是处级和副厅级的官员“下海”无疑会被视为一种“逆动”。既是“逆动”，就难免招来前因后果的考究。

　　41岁的陈伟才曾是广东公安系统唯一的全国人大代表，也曾被誉为广州公安系统冉冉升起的“新星”；而47岁的孙雷是产业经济学博士，同事对他的评价是业务能力很强，是个“拼命三郎”。

　　从简历中可见，他们两个都是年富力强有本事的干部。在按部就班的机关，年富力强有本事未必是升职的优势，在某些时候反成弱势，因为有才可恃者，往往“特立独行”，在升迁上就少了重要的印象分。同时，不贪不占的正直官员还要面临纯工资收入的考验。对薪酬偏低的公务人员来说，这是一种严峻的考验。因而当人才流动成为可能时，那些“胸怀大志”者是奔流在改道河床最前头的激流，是最难做到“从一而终”的族群。

　　相对而言，民营企业就渴望吸纳和重用能为他们创造业绩的人才。他们招纳人才不拘一格，甚至把寻找人才的眼睛，望向门禁森严的机关内部。

　　官员人才还不仅仅是人才，能挖到他们，还有可能得到巨大的附加值。他们拥有广泛的权力人脉，而在中国，“关系就是生产力”一说尽管不招人喜欢，但它却是一句从现实中析出的“真理”。一些离退休官员被企业竞相聘用，就是由于他们有权力人脉的“剩余价值”，哪怕屁股已经离开权力的宝座，但余温依然可期。

　　正因为官员的权力人脉效应可能导致权力挪用，影响企业的公平竞争，世界上多数国家都设制规限公职人员与私企之间的高管流动。所谓官场“旋转门”，指的就是个人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双向转换角色、交叉穿梭为利益集团牟利。它不但指官员“下海”，还指由产业或民间部门进入政府部门。第一种“旋转”是官员携带权力“利是”而去；第二种“旋转”主要是指商业利益集团高管打入政府内部并担任要职，伺机在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施加影响谋取利益。

　　自从2004年以来，我国就对干部“下海”出台了多种条规，规定干部离职后3年内，不得到原任职务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的企业、经营性事业单位和社会中介组织任职，不得从事或者代理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经商、办企业活动。必要时，还要求对“下海”官员做离职审计。

　　但中国尚未全面建立官员财产申报、财产公开和经济审计等配套制度，对官员的监督也不够严密，因而对“下海”官员的规制有时显得力不从心，公众对他们会不会私携权力“转场”或者易地洗钱，更是感到焦虑不安。

　　这种焦虑是通过新闻来表现的——如果我们的制度能严密管控官员的用权， 那么只有著名官员的“转场”才具有新闻价值，而一般官员的“转场”，自有制度的眼睛注视，公众不必过于操心。因此，一般官员“下海”何时不再成为新闻，就证明我们对权力的管束机制，已经到了能令人放心的程度。（何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