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庞大合格制造业人才的需求相比，我国对职业教育过于忽视，一方面体现在职业教育学校的量少，另一方面体现在职业教育学校的生源和师资均不理想。
在2013年大学生临近毕业之际，史上“最难就业季”亦相伴而来——我国今年大学毕业生高达699万，创历史新高，而据各地高校统计，北京今年高校毕业生签约率仅为33%，上海仅为30%左右，而浙江省高校毕业生签约率则更是仅有22.5%。
实际上，在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的轮番冲击下，近年来“青年就业难”的现象，并非我国独有，而是已成为当下全球经济显见的疮疤——根据联合国的调查数据，当下全球失业青年人数已高达近2.9亿，占全球青年总数的25%，几乎和美国人口相当。
在凯恩斯的货币需求理论中，对“就业率”的重视，远甚于GDP、贸易出口、资产投资等指标，也是是否实行大规模经济刺激的核心判断标准。而青年就业率，不仅是整体就业率的集中反映，更映射出一国教育体制与经济结构的匹配度。
结合我国国情，对“青年就业难”进行反思，我们不难发现，教育体制的相对落后以及经济结构转型的难以深推，是造成我国青年就业通道不畅的“任督二脉”。
我国教育体制的相对落后，不仅体现在应试教育弱化学生的动手能力，更体现在过于忽视职业教育。众所周知，作为全球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制造业不仅当下是、未来相当一段时期仍将是承担我国就业率的核心产业载体，而制造业的发展以及升级，不仅需要极少数工商管理、尖端研发人才，更需要为数众多的合格制造业人才。
但是，与庞大合格制造业人才的需求相比，我国对职业教育过于忽视，一方面体现在职业教育学校的量少，另一方面体现在职业教育学校的生源和师资均不理想。这与同样以制造业为核心产业的德国，形成了明显的差距。德国对职业教育高度重视，不仅采取双重职业教育体制，51.5%的高中生更是选择职业教育作为个人成长途径，而这亦致使德国青年失业率能够历年保持欧洲、乃至全球主要经济体最低。
我国之所以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青年就业难”现象并不明显，关键在于，此前我国“投资洼地”效应对低成本劳动力的巨大需求。但度过这一阶段后，尤其是近两年，面对土地、水电、人力等要素成本的急速上升，以及外部进口需求和行政主导性投资的大幅减缓，直接抑制了低附加值产业对我国劳动力的吸附功能。在这一宏观大背景下，“青年就业难”现象亦必然会发生、甚至会持续加剧。
因此，结构性破解我国“青年就业难”的困境，必须打通阻碍青年就业的“任督二脉”——通过重视并切实推进职业教育，减少我国当下高校毕业生技能与制造业人力需求错配的现象；通过务实转变我国经济结构，减轻我国经济对外部环境和投资刺激的双重依赖，从而有效缓解青年就业难的周期震荡，并为我国青年提供更好的就业环境和上升通道。(杨国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