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海清自称用祖传秘法治愈了数百例癌症，浙江金华市婺城区法院一审判决其生产、销售假药罪10年有期徒刑。然而，检察院的指控始终未能提供因此药直接或间接造成危害后果的病例。反而有不少癌症病人要求出庭证明该药有疗效(5月21日《中国经济周刊》)。
表面上讲，法院的判决并没有错。生产、销售假药罪是指生产者、销售者违反国家药品管理法规，生产、销售假药的行为。根据《药品管理法》的规定，依法必须批准而未经批准生产的药品应按假药论处。倪海清研制的药品，并没有经过药监部门的批准，而擅自出售，构成生产、销售假药罪，如此看来，法院的判决并没有错。
原来的法律规定生产、销售假药罪要“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这让许多没有经过批准，根本没有任何疗效的药品受不到查处，耽误病人的治疗，民众意见很大。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将“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删去，侵犯的犯罪客体从“人的身体健康权利”变成了“国家对药品的管理制度”，只要实施了该行为，即使没有严重危害健康也构成犯罪。如此，就加大了对各种假药的打击力度。显然，这一修改更能保护患者的权利。
然而，根据倪海清在法庭上的供述，至今为止，大约“救治”了数百个晚期癌症病人，这里面，甚至还包括他自己。不仅如此，开庭当天，有10位患者及家属还是来了愿意作证！情理与法的冲突就这样突兀地摆在我们面前。
其实，从法律上讲，法律虽然是刚性的，却并非不能容纳“情理”《刑法》规定，“……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这说明，并不是所有符合犯罪构成的案件，都要认定为犯罪。如果法院能查明倪海清提供的药品有疗效，能给他人带来益处，完全可以用“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宣告其无罪。
当然，我们可能更应当关注类似倪海清一样的“土郎中”的命运，关注那些民间偏方的命运。因为，药品管制固然能控制假药，但同样带来官僚与腐败。例如，倪海清的药要取得合法身份“须经研究、试验、审核等多个程序。一个新药的审批是一个漫长的而且耗资巨大的过程，从临床前试验到临床试验，从专家评审到管理部门审核批准，耗时长达5至10年，投入的财力物力则是天文数字”。那么，我们的药品管理部门能否出台一些快速办理机制，让新药出台更快些，因为癌症病人经不起漫长的折腾？
再有一个，能否出台一些灵活机制，例如对于一些绝症病人，在药监部门的监督下，在病人及其家属的自愿前提下，允许他们试用那些民间偏方，让民间偏方找到出路，也给癌症病人以最后的希望，让我们的“情法冲突”降低到最低限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