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30日中午，一农民工在郑州郑汴路立交桥下躺了20多天后离世。周围民众称，他是病死或被冻死。在此期间，120和救助站被曝见而未救。11月2日，郑州市卫生局回应，该民工拒绝就医；而民政局也涉入调查，称它暴露出救助工作的纰漏。
流浪民工，立交桥下躺了20余天，不幸去世……这起悲剧，因多重凄冷元素的叠加，而震痛着人心。也许它只是个案，可一个民工的非正常死亡，或是一把“反思的钥匙”，是解剖底层群体生存、社会救济等的微观切口。
逝者无以挽回，其命运线条也画上句号，但该民工之死，却留下多个未竟之问：他为何会在立交桥下躺20多天？死因何在？在濒死岔口，他有无被伸以援手……诸如此类的细节，都有待厘清，这既是抚平他“尊严褶皱”的必需，也是避免悲剧重演的必经之路。
透过民众还原、官方回应，该民工“死亡路线图”的梗概不难窥见：他在桥下住了一个多月，起初是白天等活、干活，晚上睡在这里，但后来20多天，躺着起不来，靠路人施舍维系生存。11月22日，120接到报警后，询问他时他称两天未正常进食，急救医师让他去医院诊治，被他拒绝。到了30日，他已无生命体征。可以说，在整个过程中，倘若某个救助环节被激活，他或许可走出厄境。遗憾的是，在“患者待救”与主动救助之间，终究没能无缝对接。
有人将鞭子打在120等救助机构上，认为其失之冷漠。而120急救中心似有苦衷：如果病人不愿意去医院或不需要急救，他们不会把人拉走。平心而论，对急救医师等的责备，也许是立错靶子：有个细节可为佐证，医师在劝该民工诊治遭拒后，掏出5元钱，让工友帮他买食物。
至于该民工何以拒绝救治，我们不得而知，只能进行经验化揣测：或许是身无余钱，难以承受救治费用；或许是残喘已久，也无家人眷念，即便得救，也很难改写“在饥寒中挣扎”的生存困境等。可肯定的是，倘若他活得有尊严，对生活希望充盈，又怎会拒绝活下去？
对救助机构来说，见而未救，确实构成救济上的缺角。无论是履责僵化，没有主动涉入，还是担心增加救济成本，不肯“自找麻烦”，都难逃罪责。在患者面临着死亡风险之际，120、救助站理应主动救助，而非“遵循当事人意愿”。消极施救，与见死不救无异。当然，救助成本应纳入公共保障，以免救助机构在“断炊”压力、省麻烦心态下，不肯出手施救。
补全公共救济在“最后一米”的缺位固然重要，但常态化的公共保障，才是更可仰赖的制度设计：如果该民工能有庇身之所，不必露宿桥下，病了可以免费救治，能享到社会关怀等，他的生活信心自会燃起，“绝望”也就能从生活词典里抹去。
体面而有尊严地活着，生命之花才不至于凋零。而死于病患或饥寒，却在剥落“尊严”的内核。也只有延伸关怀触角，从长效保障、临时救济等多维度去完善，才能让每份尊严都柔软舒展，免于“被冻伤”的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