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调查引发网友关注，调查内容为“月薪多少会让你在相应的城市生活不惶恐”。数据显示，上海、北京等一线城市需9000元左右，而成都、大连等二线城市则在5000元上下浮动。（《华商报》10月22日）
有关一线城市的生活，早在唐朝就有“长安居大不易”的说法。当年的担忧有二，“米价方贵，居亦弗易”。几个世纪过去，仍是一语成谶： CPI 不淡定，楼市调而不控。皮尤世界民情项目上周公布了一项关于中国人观点的报告。报告显示，中国人最担心的问题包括物价上涨、腐败问题和贫富差距等。
城市居之惶恐，本质而言，是缺乏稳定的生活预期与心理认同。这离不开三个客观因素：一是城乡二元结构下，城市形成事实上的“福利洼地”，无论是教育医疗等软件，抑或公共设施等硬件，与农村差距悬殊。只要这种差距存在，那么，不管公共政策如何转身，城市必然是一个充满竞争和风险的“高地”。
二是收入分配改革迟滞，导致城市普通劳动者在收入上产生疏离感。资源向城市集中，马路宽阔，楼宇高耸，个人生活空间却渐次逼仄，消费能力赶不上城市升级的步子。在既有分配方式下，市场框架构建后，内容要素却未能合理归位，土地、利率、劳动力及煤电油运等要素价格过于行政化，最坏的结果就是穷补富、劳补资、落后倒贴发达，既不效率、也无公平。这种状况下，居民在农村可能不会有太大的切肤之痛，而在优势积聚的城市，就会在比对之下，产生强烈而持久的失衡感。
三是价格体系与保障体系在某些层面的双重失灵。这些天，有关房价许涨不许跌的新闻，主角已经从“不理性业主”转化为地方部门，资源能源价格改革只打雷不下雨……这些吊诡或顽疾，已成民生之惑。保障层面的纠结，当然不在于不作为，而在于“如何作为”。譬如欲说还休的养老金缺口，已经从试探到抛头露面，“弹性退休”还是“收费加码”？似乎已经不是个单选题。支出预期不可期，即便9000元月薪，恐怕也不会特别“有底”。
人生的长短深浅，当然不是只有物质才能度量。在城市里舒展一份不惶恐的人生，就像流行语“你幸福吗”的发问，千人千面，万人万语。千百年来，中国人向来更看重“精神日子”，因此连道德诉求等等，也才会那么地纤尘不染——从这个意义上说，由高蹈回归凡尘、由鸿茫回归炊烟，思考大俗大怯的生活，谁能说这不是另一种进步呢？(邓海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