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日，诺贝尔文学奖18位终身评委之一，汉学家马悦然，在上海谈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时，提到了这样一件事：“有位山东的文化干部半年之前给我寄了很多画、古书，还说他本人很阔，奖金我可以留下，名誉归他，我都退回去了。后来发现，他开始给瑞典学院诺贝尔奖小组主席写信了。”
其实，这不是马悦然第一次向媒体披露此事，凤凰卫视去年9月5日的《锵锵三人行》节目中，窦文涛就提到过同样的事情，而且比这次还多一项信息，即这位文化干部连续18年给马悦然写信，年年写。
人们肯定很好奇：这么有毅力，这个人是谁呢？这个“文化干部”肯定是一个作家，写过一些作品，不然，不会想得诺贝尔文学奖。不管他是谁，有一点是肯定的，在官员当中，他是文学水平比较高的，在作家里面，他是官当得比较大的，而且很可能在国内已经得过一些大大小小的文学奖了。什么奖都没得过，一般不会有这么大的胃口。
一个作家，想拿诺贝尔奖，这种志向值得鼓励，问题是这位“文化干部”的争取诺奖的手段，“贿选”的嫌疑太明显了。用行贿的方式去争取诺贝尔文学奖，这种举动，对文学来说，简直是佛头着粪。文学的价值，在于引导人的精神向上；这位“文化干部”，到底是爱文学、文化呢，还是爱文学奖？如果一点都不爱文学，应该不会去涉足文学创作；如果爱文学，也不该这么糟蹋文学。人难免有虚荣心，作家也不例外，但是，你也应该有个限度，不能背离文学精神太远。
奖金你留下，名誉归我——这位“文化干部”也不想想，马悦然听了这话，是什么感觉？这不是侮辱人吗？当然，“文化干部”不是这样看问题的。一个人，有人向他行贿，说明他有地位，有权力，说话有分量，值得人家向他行贿，这是荣耀，怎么是耻辱呢？
这位文化干部连续18年给马悦然写信，年年写，是一种什么样的信念在支持着他呢？一个有理智的人，选择这样一种获奖方式，前提必然是他相信这个方法有用，有效，那么很可能他使用这种方法已经获得过成功。但是，他在马悦然这里18年没有成功，换了别人，应该知难而退了，而他还在坚持，改向诺贝尔奖小组主席写信，这又该怎么理解？他是不是这样想的：马悦然是普通评委，搞不定这事，所以不敢答应；诺贝尔奖小组主席权力比马悦然大，给他写信说不定管用——用中国式思维，去争取外国人的奖，这也是一种“文化创意”吧？
不管这位“文化干部”能不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至少有一件事情他是成功的——客观上做了一件“文化输出”的大事，输出了我们的“国粹“，输出了“潜规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