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凑够一撮人就可以过马路了，和红绿灯无关，只看人不看灯。”这种“中国式过马路”现象近日引爆了网媒和纸媒的热议。舆论认为，这是中国社会生态的缩影，被贴上了“从众意识”、“集体无意识”、“社会法则失范”、“欠缺法治精神”等等标签，甚至上升到城市建设的高度。然而，官场上的“集体过马路”似乎并没有引起关注。
根据有关规定，被免职的党政领导干部一年内不得担任原任职相当的领导职务，如果一年之后重新担任应履行审批手续及征求上级意见。然而，因违纪被免职的江苏赣榆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宜春当年即获平调，并在年底换届后任县农委党委书记。该县宣传部丁姓副部长对此坦言不好解释，但“当时县委就这样决定的”。
因“被害人”赵振裳突然复活回家才得以真相大白的赵作海案，在证据不足，检察院两次退卷，立案受阻后，政法委集体决定了进入司法程序，赵作海最后被判死缓。
公众对于这些官场的“集体决定”并不陌生，这些决定同马路上的集体闯红灯并无本质区别，都是以集体名义掩饰个体错误，本文开头的标签也很适用。相较来说前者性质更为恶劣，马路上闯红灯的个体，彼此间相互独立，没有组织和纪律可言，但是官场里的集体决定，从理论上讲，却是协商民主的结果，因此，参与的个体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集体决定很难真正做到充分的协商民主，集体讨论往往如听证会一样被形式化、过程化，最终拍板的还是个别领导。不过，领导的决定已经被冠上集体协商的帽子，即使错误的决定、决策也就无从追究责任，集体负责制也就成了集体不负责制。我们至今也没有看到对当年牵头“协调办理”赵作海案的政法委相关人员的明确追责就是例子。
杜绝官场上的“集体过马路”，最有效的还是落实追责制度。据深圳大学涂谦的研究，近十年来落马的72名省部级官员中，近八成官员腐败期间职务得到晋升。那么到底谁是引荐这些带病官员晋升的“伯乐”？他们是不是该承担用人不贤的责任？相信会有人拿“集体协商”做挡箭牌。
集体决定的初衷是要发扬民主集中制，杜绝个人专断，避免“一言堂”。实践中，集体决定如何沦为官场里的集体闯红灯过马路，是制度设计者应该认真研究思考的问题。(任超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