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媒体报道，针对心脏介入手术的“市场繁荣”景象，著名心血管专家胡大一指出:“一半的(心脏)支架都不靠谱儿。”据统计，2000年我国心脏介入手术数量为2万例，2011年达到40.8万例，增长了20倍。业内人士透露，目前我国每台心脏介入手术平均使用约1.6个支架，依此推算，2011年中国介入支架使用量超过65万个。
相关手术数量激增，固然与心血管病人大幅增长有关，但更不可忽视的是背后的暴利驱动因素。据悉，安装一个心脏支架，患者要支付比出厂价高数倍甚至数十倍的价钱。一个出厂价不过3000元的国产支架，到了医院便成了2.7万元。心脏支架的暴利程度相当惊人。
在如此暴利的驱动下，过度治疗俨然成为难以避免的后果。报道称，济南某患者因心梗住院接受支架治疗手术，竟被先后放入7个支架，“血管成了钢铁长城”。问题是，过度治疗有时候就像吃保健品，吃多了虽无疗效却也死不了人;但有时候却如一剂猛药，不仅影响治疗，还可能产生严重后果。
最近，人民日报高级记者凌志军，根据自己的抗癌经历写作出版了一部《重生手记》。在这部书中，他转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数据:全国每年因癌症死亡的人数大约200万，有80%的癌症患者在有意或被迫接受着超过疾病治疗需要的过度治疗。而在癌症化疗中，倘若发生过度治疗，很容易引起并发症、增加患者病痛，导致治疗失败。虽然这个数据并不能证明对癌症的过度治疗皆因暴利驱动所致，但这显然是个无法回避的现实。
除了癌症、心脏病治疗，在其他医学领域也存在类似问题。别的不讲，就说普通的发烧感冒吧。如今一上医院，一旦查出点毛病，许多医生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让患者吊针，或者开抗生素药物。这种不管病情程度的治疗，既导致了抗生素滥用，也抬高了看病的成本。看个感冒发烧花几百块钱，已是稀松平常的事。大到癌症小到普通感冒，过度治疗的功利身影随处可见。
如何制定合宜的治疗方案，理应听从医生专业判断。但应当关注的是，对医院的治疗方案，患者是否有更多选择余地?或者说，对于那些纯粹是为了逐利的过度治疗，医院和监管部门是否有专业上的制约措施?在医患关系普遍紧张的今天，倘若不认真对待这一问题，过度治疗就会成为引发医患纠纷的一大隐患。在专业判断与行业规范之间，应当有一个利益均衡机制，这样才不会使医生处方沦为医院的暴利工具。
医学治疗关乎生命安全，焉能不慎?无论是对那些因判断失误导致的过度治疗，还是对那些出于营利动机的过度治疗，都必须加以规范。
